■劉成偉

　　2015年7月6日，國家信訪局副局長許傑因涉嫌受賄，被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根據公訴機關的指控，2006年~2013年，許傑在國家信訪局任副局長，非法收受賄賂約610萬元。此前，信訪系統已經有多人被判刑。

　　在許傑最有權勢的8年裏，他多次利用職權單獨或夥同信訪系統內部人員，在修改信訪數據、處理信訪事項等方面為地方政府提供方便，先後接受地方政府相關人員行賄，賄賂款物折合人民幣550余萬元。

　　一個事關信訪系統權錢交易的窩案浮出水面。

　　清除記錄成剛性需求

　　在許傑擔任國家信訪局副局長的前一個月，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訪條例》開始施行。國家信訪部門以該條例為依據，每月會對各省、市、自治區“非正常陳情”人次數進行排名。

　　《規定》第六條提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對負有直接責任者，給予記大過、降級、撤職或者開除處分；負有主要領導責任者，給予記過、記大過、降級或者撤職處分；負有重要領導責任者，給予警告、記過、記大過或者降級處分。”

　　這樣的壓力在省級政府之下，轉變為較之責任追究更嚴厲的“信訪一票否決”制。在這一背景下，地方政府截訪成為常態。

　　截訪的情況，在2013年信訪排名取消之前更甚。在許傑主管信訪數據的時候，地方截訪未果，陳情者在信訪部門、綜合治理部門登記後，便會留下歷史記錄，影響屬地排名。而信訪工作，是地方政府對當地黨政幹部政績考核的主要指標之一。在嚴厲的考核指標壓力下，有人想到了通過修改信訪數據來達到考核指標，銷號的生意於是應運而生。

　　銷號利益鏈環環相扣

　　在長期的操作中，銷號形成了一條畸形利益鏈。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表示，信訪排名有可能推動地方政府去解決陳情者的問題，但在政績壓力下，地方政府為了不被追究責任，對信訪公民不是收買或欺騙，就是打擊迫害，甚至公開行賄去銷號。“這個階段還産生了大量的仲介機構，進行利益輸送，包括黑保安公司，以及訓誡中心黑監獄。”

　　記者從北京永定門西街一位守候屬地陳情人員的信訪工作人員處得知，銷號的費用，一般的個人陳情需要2000多元，集體陳情會在4000元左右，而事關廳級官員或單位的陳情，一個號會在5000元左右。

　　據此前媒體的報道，各地信訪工作人員銷號的資金，有的是直接由涉案鄉鎮和市縣直屬部門提供的，有的則是來自涉案地方駐京工作組的信訪保證金。而國家信訪局原工作人員李斌及孫盈科的裁判文書，則對此提供了一個印證。

　　相關的司法文書顯示，信訪系統陳情銷號主要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變更歸屬地，就是把市裏、區縣的問題故意模糊歸屬地，登記成省裏的或者省直機關的;第二種是口頭勸返，就是不按照信訪條例的要求往地方交辦和轉送處理，而是直接選擇口頭勸返，這樣地方就看不到信訪的數據;第三種，因為有些地方對集體陳情考核時會對人數有考核約束，信訪機關就會把集體陳情故意登記為個人陳情，或者少登記陳情人數。

　　308房間內的交易

　　2008年7月，26歲的李斌成為河北省邯鄲市大名縣信訪局的一名工作人員。7個月之後，他被借調至邯鄲市信訪局工作。2010年4月，李斌被借調至國家信訪局來訪司工作。在此期間，李斌長期居住在國家信訪局賓館的308房間。正是在這個房間，發生了多起交易黑幕。

　　邯鄲地區對信訪考核很重視。當地政府不願意有自己的訪民到國家信訪局登記信訪，或是來京後去非正常陳情，於是就找李斌幫忙，同時給其辦事費。當地政府的工作人員每次都是把現金裝在信封裏，直接送到國家信訪局賓館308房間。

　　在辦事過程中，當地政府信訪辦人員給李斌打電話或發短信，告之哪些訪民來了。李斌則通過疏通關係，找到國家信訪局的孫盈科、陸洋、馬積育、李淑華、孫鳳先等人，讓他們幫忙想辦法，不給那些訪民登記資訊。

　　李斌共收受河北省邯鄲市及下轄部分區縣的信訪局工作人員孫立軍給予的人民幣60萬元，李章傑、李華平給予的人民幣150萬元，張紅傑給予的人民幣10萬元，劉瑞昌給予的人民幣6.8萬元，共計人民幣226.8萬元。李斌自己分得人民幣30萬元，給予國家信訪局來訪司孫盈科30萬元、馬積育70萬元、陸洋20萬元。

　　2013年7月2日，李斌因破壞信訪系統內的電腦數據系統獲罪。李斌被抓，引發了國家信訪局信訪銷號窩案的連鎖反應。

　　多省捲入

　　2006年至2013年間，孫盈科擔任國家信訪局來訪接待司接待二處、接待三處、接待五處副處長和接待二處處長期間，先後為河北省、遼寧省、黑龍江省、河南省、山東省、江蘇省、浙江省、四川省、江西省等地方信訪部門銷號，獲得了這些省份信訪人員的不同數量的金錢賄賂。

　　除孫盈科之外，國家信訪局的陸洋、馬積育、李淑華、孫鳳先等人相繼被調查起訴。不足半年時間後，2013年11月28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佈消息，國家信訪局黨組成員、副局長許傑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

　　在這一系列被稱作“信訪局窩案”的貪腐大案中，涉案者既有原副局長、原處長，也有前來挂職鍛鍊的工作人員。行賄涉案範圍波及多個職位的信訪官員，銷號窩案也將全部浮出水面。雖然多起案件的一審已經終結，但依然讓人心有餘悸。

　　當前中國的信訪職能過於寬泛，由少數機構擔負著許多尚未分化的功能，造成信訪總量居高不下。另外，信訪機構缺乏統一的協調機制，現行信訪機構龐雜分散，歸口不一。除此之外，信訪處理的隨意性較大，人治色彩濃厚。

　　于建嶸説，要從國家政權建設和執政安全的高度來認識信訪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並從政治體制現代化的視野，來重新確定信訪的功能目標和信訪體制。

　　按照于建嶸的設想，在強化和程式化信訪制度作為公民政治參與渠道的同時，要把公民權利救濟方面的功能從信訪制度中分離出去，以確定司法救濟的權威性。“可以考慮撤銷各部門的信訪機構，把信訪全部集中到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人民代表來監督‘一府兩院’的工作，以加強系統性和協調性。”

　　（據《中國新聞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