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投資的快速增長並不意味著一帆風順，此前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如此大經濟體量的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走出去”，因此還需摸著石頭過河，探索前進

　　從南美巴西到北美加拿大，從非洲西海岸的迦納共和國到東非的衣索比亞，從歐亞大陸北端的俄羅斯到南部巴基斯坦……伴隨中國企業“出海”熱情高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入世”以來猛增40多倍而躋身世界前三，中國成為越來越多國家的最大投資來源國。

　　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前6個月，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47個國家和地區的4018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投資3432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速高達29.2%。而2015年則對這支後起投資力量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一方面，中國今年極有可能成為凈資本輸出國，標誌著中國在跨境直接投資方面進入歷史的新階段；另一方面，今年國家政策層面對“走出去”的重視和支援力度可謂前所未有。

　　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的專家們普遍認為，實現2015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增長10%左右”的目標也幾無懸念，並且對未來幾年走勢保持樂觀。但專家們也提醒到，中國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的時間畢竟相對較短，世界投資市場風雲變幻，因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並不代表其會一帆風順，“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依然有許多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十三五”依然兩位數增長

　　“中國的對外投資雖然增長快，但缺少長期的積累，依然處在初級階段。”採訪中，一位商務部官員告訴本刊記者，儘管我國流量位居世界第三，但存量卻與傳統投資大國差距明顯。聯合國貿發會議此前發佈的2015年《世界投資報告》中指出，截至2014年底，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僅相當於國內生産總值（GDP）的7%，遠低於美國的36%，也低於東亞國家21.4%的平均水準。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量的國家，這也説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依然潛力巨大，趨勢不可阻擋。”上述官員進一步講到，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持續擴大符合經濟規律，也表現出投資雙方的你情我願。

　　從國際來看，其實多國政府官員對中國資本的歡迎就已説明他國存在對中國資本的需求。而據中國國際商會合作發展部部長韓梅青分析，如果説歐美發達國家看重的是給當地所帶來的就業和稅收，那麼諸如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區更多是出於推動本國工業化，獲得更高國際地位這一長遠需求。 “不久前舉行的南部非洲共同發展體高峰會議，將工業化問題作為會議主題，並明確講到，中國工業化對發展中國家極其具有借鑒意義。”他談到。

　　而從國內來看，有權威專家認為，在我國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有的是為了獲得廉價充足的原料，有的是為了開拓當地市場、規避摩擦，有的是為了獲得海外的先進生産技術、研發能力，”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依託在國內多年來的資本積累，願意嘗試到海外去闖出一片新天地。 “國家戰略層面對企業‘走出去’的影響將變得更為重要，並持續産生作用。”安永中國海外投資業務部全球主管合夥人周昭媚告訴本刊記者，伴隨絲路基金、亞投行的運營，以及《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關於推進國際産能和裝備合作的指導意見》等具體政策的落實，尤其是“基建、能源、文化旅遊和金融等領域的對外投資及合作將有望享受到更多的政策紅利”。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邢厚媛總結認為，儘管對外直接投資因受國內外多方因素的影響而存在不確定性，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體的加快發展趨勢明顯。

　　“至少未來十年之內是向上發展的階段，而‘十三五’期間保持兩位數增長是不成問題的。” 多元化趨勢日益突出在專家們看來，相對於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保持高速增長，近年來其多元化趨勢的日益明顯，也應該受到更多的關注。

　　從投資行業來看，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正由早期集中在能源、礦産領域逐步向工業、科技、金融、房地産、農業等領域擴展，呈現出優化的多元行業佈局。湯森路透發佈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17日，中國企業海外並購中，工業行業交易總額為135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477.4%，佔2015年上半年中資海外並購交易總額的30.3%。金融行業與房地産行業佔比分別為22.7%和15.4%。

　　“此前我國在製造業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比重偏低，按項目數來看在20%左右，按投資額來看總體也不大。”邢厚媛分析認為，源於國家鼓勵産業轉移和順應相關國家工業化的需求，中國企業在國外製造業工業園區的投資會增加，製造業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重有望進一步提升。

　　周昭媚對此持有相同觀點並認為，中國企業在産業升級和推進“中國製造2025”過程中，也會進一步提升對製造業，尤其是高端製造業的海外投資。從投資目的地來看，中國企業的投資正從亞非拉等資源型國家逐步向歐美等發達國家擴展。

　　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出於自身企業價值鏈攀升或“抄底”發達國家優良資産的目的，這一趨勢更加明顯。據邢厚媛觀察，原來我國前20位對外投資目的地佔我國對外投資權重的80%以上，但分佈比較分散，不能連接成片，而且像香港、開曼群島、新加坡等地主要是轉机型的投資較多。

　　“今後連接成片的區域性投資更多一些，前20的國家佔比會相對下降。” 而從投資主體來看，隨著中國民營企業實力的不斷增強和政府對民企“走出去”支援力度的加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正由早期的靠央企、國企主導的模式逐漸演變為國企和民企並駕齊驅。

　　權威專家告訴本刊記者，目前總體來看，國企由於體量大、“走出去”更早，海外投資交易額存量佔比更高，而民營企業活躍度逐步提升，在交易數量上相對更多一些。 “海外投資的多元化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正經歷逐步升級，這是一個不斷優化和成熟的過程。”邢厚媛表示。

　　“走出去”無現成模式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並不代表其一帆風順。”在肯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體趨勢良好的同時，專家們提醒，衡量“走出去”成功與否的標準，不是完成了對外投資，對企業而言，還要看是否得到投資回報，即實現企業盈利。在專家們看來，相比國內投資，國際投資本身就存在更多的風險和挑戰，而中國企業作為後來者，相對缺乏國際投資的經驗積累，這種風險和挑戰尤甚。那麼，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最大挑戰何在？對此，專家們意見並不一致。 “我國企業目前的最大挑戰是單槍匹馬‘出海’。”

　　在韓梅青理解中，影響當地政府、社會輿論，推進企業被當地社會接納等等，絕不是一家企業單槍匹馬可以做到的。因此，如何像“美資企業在華成立中國美國商會，聯合起來遊説中國相關部委，反映在中國的企業意見”那樣，中國企業有效地根據行業、地區將自己組織起來是至關重要的。而邢厚媛認為，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風險和挑戰還是來自東道國的政局、政策變動。“如墨西哥高鐵項目、緬甸的密松電站項目等就是明顯的例子。

　　當然，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政府、企業、社會三個層面共同去面對。” 此外，大規模的“走出去”作為一件順應時勢但複雜漫長的“大工程”，必然需要足夠的配套支援，而此間我國依然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對此，專家們深有同感。 “我國的專業翻譯、涉外律師明顯不足。我國75%的外貿客戶是不説英語的，而我國培養的外語人才絕大部分是英語專業，而諸如西班牙語、阿拉伯語、俄語等專業人才特別匱乏。”韓梅青講到，中國企業在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區的語言障礙已成為阻礙中國企業在當地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邢厚媛對此深表認同，“語言的確是民心相通的工具。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官方語言絕大多數不是英語。所以，我國需要通過包括委託培訓、定點定向培訓等多種方式增加對小語種人才的培養。” 而在權威專家眼中，金融配套方面的相對滯後更是制約海外投資的一大不可忽視的短板。

　　“中國企業已經對某國進行投資，而我國的金融機構沒有跟進，或者提供的服務非常有限，這就給企業帶來了很多的困難。” “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如此大經濟體量的發展中國家如此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照搬。”韓梅青感嘆，直面問題和挑戰，這種“前無古人”的現狀決定了中國還需在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摸著石頭過河”，逐步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企業實際情況的“走出去”之路。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宮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