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經濟結構調整是關係到中國未來相當長時期內發展的重大課題。對於經濟發展階段轉換的中國來説，經濟結構調整是一個長期、緊迫、艱巨而又痛苦的歷史任務。對此，我們絕不能等待觀望，而要認清形勢，把握機遇，主動作為。一方面國內的發展環境和條件已經不能支撐原有的經濟結構，傳統的發展方式必須轉變。另一方面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紛紛採取措施，加快自身的結構調整，結構調整已成為全球性趨勢。我們只有在新一輪的全球化競爭中優化我國的經濟結構，實現新常態下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階段的成功轉換，才能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

　　經濟結構失衡是當前經濟下行壓力的主要矛盾

　　我國經濟進入2014年第四季度以來，下行壓力明顯加大。去年第四季度GDP增長7.3%，今年第一季度增速進一步下降到7%。特別是3月份以來，工業增加值、進出口、用電量、貨運量等指標增速均出現明顯下降，CPI、PPI數據也都逼近通縮的邊緣。準確認識這一輪經濟下行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有助於我們制定科學合理的應對策略，使國民經濟能夠持續健康平穩運作，避免大起大落。這一輪經濟下行的根源在於國內經濟結構性矛盾的長期積累和尖銳化。對此，可以從主導性、全局性和長期性三點來認識。

　　第一，國內結構性矛盾是經濟下行的主導性因素。應當注意到，這一輪經濟下行是在外部經濟環境總體趨穩、沒有出現明顯不利因素的情況下發生的。2014年，美國經濟穩步增長，增速達到2.4%，産能利用率維持在80%左右。歐洲經濟出現復蘇態勢，截止到今年3月，歐元區信心指數連續5個月回升。日本經濟回到正增長區間，去年第四季度剔除物價因素增速達到0.6%。雖然新興經濟體中巴西、俄羅斯的增長不令人滿意，但印度2014年第四季度GDP增長達到7.5%，整體而言，新興經濟體的狀況並未對中國經濟運作構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如果把這些情況與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進行對比，不難發現，我國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有內外部雙重因素，但主導性因素不在於外部，而在於我國經濟的內部矛盾。其中，有週期性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結構性因素。大家知道，中國經濟正處在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新常態階段。這其中，結構調整是最核心的內容、最關鍵的環節。結構調整是否到位，一方面表明前期刺激政策的負面效應是否得以消化，另一方面也決定著速度換擋能否順利實現。可以説，如果結構調整不到位，經濟運作很難達到期望的新的穩態。

　　第二，結構調整是全局性問題。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一是從我國當前所處的發展階段來看，結構調整是我們邁向現代化新時期的必然過程。隨著新技術的不斷涌現和新技術對傳統技術的替代；隨著各類生産要素成本的上升和人們對發展的新要求；隨著全球産業分工格局的調整和貿易環境的變化，我們必須以新的發展方式替代傳統的發展方式，必須以新的結構關係替代現有的結構關係。這種轉變不是某一個領域的問題，可以説是遍及所有領域。二是從空間上來看，結構調整是所有地區都面臨的艱巨任務。東部沿海地區面臨加工貿易加快退出、産業結構調整的問題，中西部地區要重點解決延長資源性産業價值鏈的問題，東北地區面臨裝備製造業高端化升級的問題，而全國都面臨適應消費需求的變化、産品升級換代的挑戰。三是這一調整的過程伴隨著更為激烈的全球化的科技競爭、産業競爭、産品競爭、企業競爭和人才競爭。

　　第三，結構調整是長期性問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需長久之功。我國結構性矛盾是長時期積累的，這也意味著並非短期可以解決的。從國際經驗來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結構調整受主觀願望和政策推動的影響，但更主要是受經濟規律的影響。這個過程孕育著新的機遇、開闢著新的空間，但也是痛苦的、漫長的。即使是市場經濟制度比較完善的發達國家，結構調整也不是短期而成的。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國經濟總量已超過10萬億美元，經濟運作慣性很大，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矛盾突出，結構調整更加困難。同時要看到，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就業壓力始終存在，結構調整的步伐必須與新就業崗位創造的速度相匹配。

　　當前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主要表現

　　經濟結構不合理是伴隨我國經濟高速發展長期存在的“老大難”問題。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經濟的結構性矛盾在某些方面可以説有所緩解。

　　如從1995年到2014年，萬元GDP的耗能從2.1噸標準煤下降到1.3噸標準煤，下降了40.1%。但從總體上説，當前我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還遠未解決。具體地説，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需求結構失衡。在開放條件下，從需求側看，拉動經濟增長要靠投資、消費和出口這“三駕馬車”。國際經驗表明，三者只有形成一個合理的比例關係，才有助於經濟的持續增長。需求結構如果失衡，即使可以帶來短期的增長，也會損害長期增長的基礎。我國需求結構失衡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內外需關係的失衡。雖然金融危機之後，出口依存度有所下降，但到2014年，這一比率仍在20%以上，比日本高6個百分點左右，比美國高13個百分點左右。這種狀況與我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並不相稱。第二是投資消費關係的失衡。近年來，隨著出口拉動增長效應的遞減，投資和消費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都在增大。但是，投資的貢獻增長更多：2007年至2013年，最終消費支出佔GDP的比重提高了0.2個百分點，資本形成總額佔GDP的比重提高了6.2個百分點。這説明，多年存在的投資和消費的矛盾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還在不斷加劇。

　　二是産業結構失衡。從一、二、三次産業的關係來看，我國産業結構的演進方向符合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表現為第一産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第二産業的比重先上升後下降，第三産業的比重一直在上升，並已超過了第二産業比重。2014年，我國一、二、三産業增加值的比例關係是9.2：42.6：48.2，應當説，這一比例關係與我國目前發展所處的階段比較吻合。但我國産業結構方面的矛盾主要存在於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內部。從第二産業內部來看，結構矛盾表現為高耗能高污染等重化工業産能嚴重過剩，製造業大而不強，整體上仍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難以適應國際國內的需求變化；産品品質不高，競爭力不強，缺乏有影響力的品牌和産品。從第三産業內部來看，結構性矛盾表現為整體競爭力不強，現代服務業發展不充分，對第一産業和第二産業支撐力不足。我國是貨物貿易順差國，但卻是服務貿易逆差國。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服務業整體競爭力不強的事實。

　　三是市場競爭結構失衡。一般認為，壟斷會扭曲市場機制，阻礙效率提高和技術進步。目前，我國大多數行業佔市場競爭主體地位的中小企業發展品質還不高，競爭力還不強；我們的市場還存在低水準競爭、集中度不足的現象，還缺乏有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跨國公司。現階段，中國企業無論是在國際市場上還是國內市場上，都面臨著跨國公司的競爭。中國企業的競爭對手是在長期的優勝劣汰中發育成長起來的，其全球資源調動能力、技術和人才儲備、企業管理水準等有明顯優勢。與這些國際巨頭進行競爭，我們還必須有一大批規模大、競爭力強的企業。

　　四是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失衡。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躍升，各類要素成本快速上漲，我國在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産業發展上面臨著新興經濟體的激烈競爭，不少低端産業已經轉移到要素成本更低的國家，依靠要素投入驅動的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新的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驅動的模式還未形成。從科技創新能力來看，雖然我國研發總支出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但創新整體能力並不強，很多行業主要還是依靠低水準重復建設和價格戰來爭奪國內外市場。創新能力的不足不僅會制約經濟增長，也會阻礙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要看到，結構轉型升級的根本前提和基礎是科技進步，沒有科技進步，結構調整可能只會是一種美好的願望。

　　以加快創新、改革和開放推動我國經濟結構調整

　　經濟結構調整是一項綜合的、系統的工程。推動結構轉型升級，首先必須明確結構調整的目標和方向。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品質和效益為中心，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在更加重要位置”。根據我們對於中央精神的理解和研究，我認為結構調整的目標和方向是建立更加均衡的結構關係，使國內需求和國外需求、投資和消費的關係更加均衡，使高端製造業、現代服務業和傳統産業的發展更加均衡，使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發展更加均衡，使市場競爭結構更加合理，使經濟增長更多依靠技術進步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使我國經濟成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優化的階段演化。

　　實現上述目標將是一項艱巨的工程。在“三期疊加”的經濟新常態下，我們同時面臨著轉方式、調結構、穩增長的任務，必須把握好三者之間的關係和平衡，既要在結構調整中實現經濟較快增長，也要在保持經濟平穩增長的條件下實現結構調整。但實現結構調整，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加快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培育驅動經濟發展的新動力；要通過加快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構建起與結構調整的目標和任務相適應的體制機制；要通過加快新一輪對外開放，實現國際分工地位的提升和資源在更大空間範圍內的優化配置，推動經濟發展邁向中高端水準。

　　第一，加快創新步伐，構建結構調整的技術基礎。一要著力提升生産技術和科技創新能力。技術創新是管理創新、組織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的基礎。例如，如果沒有資訊技術的支撐，電子商務等的快速發展就難以想像。要形成更加優化的經濟結構，提升增長的品質和效率，在全球分工體系和生産價值鏈上不斷向高端攀升，必須在關鍵的技術領域實現重大突破，加快對發達國家技術創新的追趕步伐。二要著力推動産品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生産環節的技術創新提升了生産效率，但要使經濟結構保持平衡，避免新技術條件下的産能過剩，還需要通過産品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來創造新的市場需求。三要進一步優化創新資源配置。從每人平均水準來看，我國創新資源仍然稀缺，必須提高創新資源利用效率，這就要求根據不同類型創新的特點來優化創新資源配置。在基礎性的共同技術和重大的關鍵技術方面，實現創新突破，必須有相當規模的研發資金和專業人才，這就需要在政府和企業層面建立起整合創新資源的協調機制，加快融入全球創新網路，否則我們難以與擁有雄厚創新資源的國外企業進行競爭。四要建立起鼓勵創新的市場環境和制度體系。一些地方為了發展，對於智慧財産權保護很不到位，這確實促進了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但也抑制了創新主體研發的積極性，阻礙了整體的技術進步和全面創新。在新的發展階段形成競爭力，必須通過建設更加完善的創新制度體系和市場環境，特別是完善科技成果産權制度、收益分配製度和轉化機制，為企業和科研人員的創新提供更大激勵。

　　第二，加快推進改革，構建結構調整的制度基礎。一要破除阻礙各類資源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的制度壁壘。在現行的財稅體制和政績考核制度激勵下，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本地的發展，設置顯性的或隱性的要素流動壁壘。這阻礙了全國統一市場的建設，加劇了各地的低水準、同質化競爭，造成産業同構和産能過剩，制約了經濟結構的調整。未來要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市場，進一步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通過公平競爭來實現企業的優勝劣汰和産業的整合重組。同時，要認真吸取地方政府主導地區産業發展的教訓，避免“地區合理，但全國、全球市場撞車的重復建設之路”。二要完善收入分配結構。我國國民收入分配偏向於生産部門和政府部門，居民部門內部的收入分配也不夠公平。這種分配格局既會制約家庭消費能力，影響短期的宏觀經濟結構平衡，也會抑制居民在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投入，影響人力資本積累，從而遲滯經濟結構的調整優化。未來要矯正初次收入分配的市場扭曲，完善勞動力市場和工資制度，加大民生領域投入和公共服務供給，通過完善稅收政策和規範分配秩序來增強再次分配調節力度。三要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簡政放權。簡政放權有利於釋放市場活力，強化市場調節功能，激活社會創造力，推動結構調整。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在簡政放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政府職能轉變和簡政放權的任務還遠沒有完成。今後要根據中央的部署，把該取消的權力徹底取消，把該下放的權力下放到位。四要推進財稅金融改革。更好發揮財政稅收政策在推動技術進步、新興産業發展和企業兼併重組中的作用。要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更好發揮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援作用；要進一步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減稅清費降負力度，不斷提高實體經濟的盈利水準。

　　第三，加快新一輪對外開放，構建結構調整的全球化參與機制。在全球化背景下，經濟增長要靠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結構調整同樣需要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推動結構轉型升級，建立合理的結構關係，必須進一步對外開放。因此，一要按照中央要求，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要通過不同地區、不同側重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加快探索：負面清單加準入前國民待遇的外資管理新模式；加快對外投資備案制改革，建立海外利益保護機制；進一步完善進出口政策，提高貿易便利化水準。二要依託“一帶一路”等重大戰略的實施，加快對外投資和貿易合作。要通過深入細緻的研究，發掘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機遇，明確我們自身的比較優勢，通過相互貿易和相互投資，使我國發展的潛在能力得以充分實現。（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李 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