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城鎮化進程中，作為城鄉二元結構的典型産物，“城中村”成為眾多城市的關注重點。記者近日在山西太原走訪發現，遍佈城區的“城中村”垃圾遍地、違建叢生、各類案件多發、幹群矛盾突出，日漸成為科學城鎮化的“攔路虎”和當前影響太原改革發展穩定的突出問題。

　　“臟亂差”加“黃賭毒”

　　安全隱患眾多

　　華燈初上，緊鄰太原市平陽路的大馬社區異常熱鬧。説是社區，其實就是“城中村”。85％以上的村民住進了附近的新村小區，老宅基地上的房子就提供給南來北往的數萬租客。

　　走進社區，縱橫交錯的道路大多只有兩米左右寬，逼仄處不足一米，僅容行人和電動車通行。道路兩旁滿是五六層高的院落，住滿了租客，一個院落少則十幾人，多則百十人。這些被稱作“握手樓”、“一線天”的建築和道路間，佈滿了電線、管道等。位置好的地段林立著餐館、棋牌館、洗頭屋等營業場所，晚間成了燈紅酒綠的世界。

　　大馬社區是太原“城中村”的典型代表。記者近日在該市四個主城區的十余個“城中村”走訪時，多位居民和租客表示，他們生活環境惡劣，還時常擔心自身安全。

　　小店區許西村一名租戶説，臟亂差是“城中村”環境的代名詞。每到夜間，村裏路上滿是垃圾和污水，連腳都下不去。數據顯示，太原市“城中村”日産生活垃圾1916噸，佔全市的42.6％，其中85.6％的生活垃圾沒有納入城市整體管理；全市“城中村”每天産生污水9.83萬噸，而76.3％的“城中村”沒有配套的市政污水管網。

　　多位村民表示，由於流動人口過多，“城中村”經常發生偷盜、搶劫、強姦、賭博、販毒、賣淫等案件，總讓人“心裏不踏實”。太原公安部門數據顯示，僅去年前三季度，發生在“城中村”的刑事案件達7700多起，佔全市刑事案件的31％；受理治安案件5.4萬餘起，佔全市案件的55％。

　　讓人提心吊膽的，還有“城中村”的各類安全隱患。據不完全統計，太原市“城中村”存在的各類安全隱患建築多達7.5萬平方米。萬柏林區一個“城中村”的村主任坦言：“每天看著那麼多隱患，感覺就像在火上烤著一樣！”

　　村民“食利”幹部貪腐

　　幹群矛盾突出

　　50多歲的萬柏林區南上莊村村民王萬寶一家六口人，常年住在村裏2005年建成的新小區內，一路之隔的老村宅基地上，蓋著兩排三四層、共50多間房子。他説：“2010年前後，家裏就沒地了，全靠這些房子每年30多萬元的租金過日子。兒子初中畢業就不上學了，30多歲了也沒個正經幹的。”

　　南上莊村支部書記喬新生告訴記者，全村村民只有592戶2822人，流動人口卻高達3萬多人。前幾年村裏耕地被全部徵用後，90％以上的村民靠房租為生，成了典型的“食利族”。

　　曾在太原走訪百餘個“城中村”的山西省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所長龐麗峰説，成了“食利族”的“城中村”村民，除了出租房子，大多沒其他就業渠道，也不願就業。一些有錢村民由此染上炫富、賭博、吸毒等惡習，既影響社會風氣，又産生不穩定因素。

　　由於地處城市發展的黃金地段便於“賣地生財”，再加上平常疏于監管，部分“城中村”的村幹部出現貪腐問題。小店區一位“城中村”的前任村委幹部説：“很多村踢開地皮就是錢，村幹部權力大，都在地皮上轉圈圈。財務公開、四議兩公開，都成了形式。需要決議什麼，村幹部叫上幾個關係好的，走個形式投個票，事兒就算定下了。”

　　據太原市紀委通報，該市杏花嶺區楊家峪村原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胡政在任期間，多次違反《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黨章》有關規定，不搞村務公開，侵害村民利益。如在村集體土地開發過程中，數個重大項目、涉及過億元資金的收支情況均未向村民公開，包括在無任何規劃、施工手續情況下以建設村民福利房名義預收房款後，將房款用於其他支出。而作為村黨支部書記，無視《黨章》規定，在村黨員大會上，對預備期明顯不到1年的3名親屬提前同意轉為正式黨員。

　　村幹部貪腐導致部分“城中村”幹群關係緊張。在太原市多個“城中村”調研時，均有村民向記者反映村幹部違規賣地、打擊報復不同意見村民等問題。而在前幾屆的村兩委換屆選舉過程中，陳情告狀、鉅資賄選等情況時有發生。

　　過去擴城“繞道走”

　　今成發展“攔路虎”

　　山西省社科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李小偉説，在工業化推動下，近些年來城市擴張和郊區化進程加速，城市邊遠地區大量土地被徵用，而政府或開發主體為了規避極高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選擇繞開村落的迂迴發展思路，導致“城中村”被城市包圍。而城鄉二元結構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又加劇了“城中村”各種矛盾。

　　太原市多個“城中村”的村幹部反映，在這種“繞道走”的城市擴張背景下，“城中村”的耕地和靠近路邊的好地全被徵用，留給村集體和村民的只剩少數建設用地和宅基地。與此同時，城市在擴張過程中“佔地不要人”。

　　記者調研發現，雖然目前太原四成以上“城中村”進行了村改居，但日常運作模式仍然是村委會主導，村內的醫療、教育、醫保、養老保險、環衛等公共事業全部由村集體承擔，就連供熱、供氣、用水等公用事業也難與市政管網接軌，很多“城中村”燒的還是土鍋爐、用著煤氣罐、喝著屢被污染的淺層井水。一些村民説，他們只不過是住在城裏的農村人，名義上是市民卻享受不到市民的各項待遇。

　　部分專家和基層幹部認為，作為舊有體制、政策後遺症的“城中村”愈發成為科學推進城鎮化的障礙。“‘城中村’除了物質形態與城市格格不入外，對城市經濟社會的消極影響日益突出，成為嚴重阻礙進一步城市化和城市改革發展穩定的‘問題村’。”李小偉説。

　　一些基層幹部表示，當前“城中村”已成為城市發展中的民生短板。太原城鎮化率雖然高達84.12％，但1／3市區人口仍居住在環境較差、公共服務不到位的“城中村”和棚戶區。“城中村”居民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養老等多方面的二元鴻溝也亟待抹平。數據顯示，近九成“城中村”居民參加的還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

　　在城鄉二元結構中，政府監管也表現出典型的二元性。部分“城中村”成為社會治安、食品藥品、消防等方面的監管盲區，演化成“藏污納垢”之所，對現代城市管理形成挑戰。此外，房租經濟、地皮經濟催生的“城中村”違建、小産權房等問題也成為城市進一步發展的重要障礙。有關數據顯示，目前太原“小産權”房面積高達2700多萬平方米，如何處理已經成為一道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