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這30多年，是一部中國的城市化史，也是一部中國人的精神史。現在，城市所表現出的各種“症狀”，體現著我們的文化、社會，反過來也如此。

　　為什麼很多人會感到在城市生活中沒有自我的家？在既有的城市生活的邏輯中，我們的未來可能是什麼？《南風窗》記者就此專訪了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主任、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曉明教授。

　　鄉愁是因為城市的冷酷

　　記者：今年春節，博士生王磊光的返鄉筆記在微信朋友圈上被熱轉，他是您的博士生。在這一事件背後，有一個關鍵詞叫“鄉愁”。中國人的“鄉愁”，在社會、文化變遷中總是透出一種憂傷、無奈和愁緒。這條路是怎麼走過來的？

　　王曉明：磊光的這篇筆記，最初是在一個論壇上的發言。這個論壇叫“我們的城市”，借助市中心的藝術館或書店，定期討論一些問題。今年春節前的這一場，就以《回家過年》為總題，邀請了3個發言者，磊光是其一。鄉愁其實只是這麼一類人的愁悶：出身鄉村，由於各種原因住進中國的大中城市，但時間還不很久，心智習性的城市化還不十分穩固，也就還來不及忘本…… 即便不是碰上春節，即便王磊光不寫這篇筆記，只要這個群體在，就會有李磊光或張磊光，在別的時候，以別的方式，引發類似的廣泛共鳴。

　　記者：古人之所以有鄉愁，那是因為他在異鄉；而今天一個人有鄉愁，則是因為他在城市。這大概是今天的“鄉愁”跟古人的“鄉愁”的根本區別。換句話説，今天的“鄉愁”是城市化背景下的東西。

　　王曉明：對。恰恰是這樣一個群體，現在起了“鄉愁”。他們不僅痛感到鄉村生態和人情的全面敗壞，更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已經跟故鄉格格不入：苦讀多年，有了文憑，甚至也有了一份白領式的薪水，卻依然活得緊巴巴的。既不能衣錦還鄉，收穫父老的讚譽，也難有“成功者”的威信，可以引領鄉人，一起改造和拯救農村。

　　如果這個理解大致不錯，那是不是就可以説，這其實並非古人有的那種緬懷故土、想歸而不得的思鄉之愁。如今的“鄉愁”固然是因返鄉和思鄉而起的，針對的卻是坐在城市裏的這個自己，是這種既不能愜意于都市又早斷了回鄉之路的困境。至少我覺得，今天的“鄉愁”，正凸顯了大城市的勢利和冷酷，令他們過早地明白了，在這個“拼爹”的時代，他們很難真正融入城市。

　　城市化所挖掉的根

　　記者：從小在農村長大，現在在城市已經穩定生活的中産階層，可能最有“鄉愁”的感觸。他們的心理結構已經和城市社會同構了，但對應于原來的那個家鄉以及曾經小時候的那個自我還在，而這樣的自我無法在城市中安放。

　　王曉明：從你説的這個角度來看，“故鄉”就是“過去”的代表。這種“過去”和“當下”的持續緊張，正構成一個人的精神豐富的基礎。他如果能不斷地發展這緊張，他的身心就不會偏枯于一面，就能保持多面的可能。個人如此，社會也是如此。一個再怎麼龐大的社會，如果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都一味追逐新潮，毫不在意地剷除舊物和記憶，它是不可能有長遠的未來的。

　　可嘆的是，這30年的新一波城市化，不但沒有糾正過去歷次城市化浪潮中過於鄙薄傳統、輕易就摧毀舊物的弊病，反而朝著這個方向變本加厲：建築空間首當其衝，生活習俗緊隨其後，人的生活和情感也一同發生巨變。曾有一位美國教授這樣説：“中國並非歷史悠久之國。你看東西南北、城市村莊，到處都是大拆大建，一般人民更是追逐時尚，對歷史一問三不知，如此持續抹除過去的國度，有何歷史可言？”

　　記者：鄉愁是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不僅僅從農村出來的人有鄉愁，幾乎所有人都難以尋找到跟過去、跟自然的聯繫。

　　王曉明：我常覺得，在思鄉這件事上，今日中國的城裏人，是比鄉下人更可悲憫的。今日上海的本地人，有多少還有舊居老街可以回去探訪？十不存一吧！當在電視上看到返鄉人風塵僕僕的時候，像我這樣的上海本地人有沒有想過，自己其實更可憐，是連故鄉都蕩然無存、只能靠記憶摸索“過去”的無根族！

　　記者：城市化挖掉了很多人的根，首先就是城市本地人的根。

　　王曉明：歷史者，來歷也。一個人越是看得清自己的來歷，他就越可能比較清醒，也就越可能少犯無知、狂妄和短視之錯。“鄉愁”的小爆發，正如你所分析的，表現了人們對喪失自己精神家園的普遍不安。

　　將鄉村重新引入城市

　　記者：人們想把心安在鄉村、過去、自然，是因為大家生活在城市出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很多，諸如擁擠，殘酷的利益競爭，人與人之間陌生冷漠，以及霧霾等。城市對於人的心靈來説，好像有某種“毒害”。

　　王曉明：上世紀70年代就有文化研究的學者分析過，像購物中心這樣巨大的建築空間，將市民除了上班、睡覺之外的幾乎所有生活內容——吃飯、健身、購物、親子教育、談情説愛——密集地聚攏于其中，更將酒店、公寓、博物館、辦公樓、地鐵站、公交汽車站等都嵌接在一起，仿佛是要將市民生活一網打盡！

　　購物中心這一類建築正以非常直觀的方式，凸顯了城市化的基本性格：認定人乃萬物之靈，以人的慾望為最高意志，相信人定勝天！正是這樣的性格，令城市化一方面彰顯出人類改天換地的巨大能量，一方面也持續助長人類自我中心的淺薄之心。

　　記者：城市化是現代性的産物，現代性是預設了一個“向前走”的邏輯，我們跟不上趟，就會有巨大的恐慌。同時，現代性還代表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我的分裂比較厲害，用一個詞叫“異化”。是慾望，而不是心靈在驅動他。城市的這種生活邏輯，會帶來什麼呢？

　　王曉明：各地的城市化過程，不論其最初的動力來自何處，也不論其過程中有怎樣不同的因素摻雜其間，都很難避免逐利邏輯的滲透，“我死後哪管他洪水滔天”。一個地方的城市化過程，如果是被這樣的邏輯深刻支配了，各式的失衡，多半會等在不遠的前面。

　　記者：現代城市生活所需要付出的一個代價，似乎就是形形色色的神經症。而大家有“鄉愁”，有對過去的眷戀，有對自然的嚮往，有想尋找真實自我的渴望，就是一種警醒，警醒我們，城市生活在某種程度上已讓人的精神受到了挑戰。但既然已經這樣，這個社會有什麼辦法來減輕精神和文化焦慮？站在今天的歷史時間上，個體又可以做些什麼？

　　王曉明：在今天，迫切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在這裡只能先説一個比較宏觀的事情：真正的城市化之路，不能再是獨自膨脹的，而應是城鄉互動、一起進步的；它也不能再是GDP導向的經濟獨大，而應是多面平衡、資源共用的。借用一位日本建築師的話，“將鄉村重新引入城市”。我們應該從過去、老家和故鄉甚至只是記憶中的鄉村世界裏，去尋找那懂得天地之廣大、明白人類之有限的智慧——這才是可以用來創造新的城市生活的資源。只有激活“過去”，才能重建它與“當下”的互動關係，才能由此創造真正的新未來。（據《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