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悠翔

　　在北京，平均每天有超過5000名職業觀眾坐在全市的二三十個錄影棚裏，鼓掌、歡呼、大笑、流淚，然後在電視節目錄製結束後拿錢走人。節目組每請一位觀眾平均花費100元左右，據此計算，2014年北京的職業觀眾市場規模約為1.8億元。上海的情況與此類似。

　　第三層“群頭”月入3萬元

　　“啊，難道還有錢拿？”2015年4月27日，一家電視臺綜藝節目錄製現場，坐在記者左邊的一位大媽感到很驚訝。大媽來自北京大興，這是她第一次參加電視節目錄製。聽説能上電視，錄製地點又在家門口的星光影視園，她就跟幾位鄰居一塊報了名。

　　錄影棚門口擠擠攘攘。在1200平方米的錄影棚裏，觀眾席和舞臺兩側的選手池最終塞滿了人。大爺大媽被安排在觀眾席後排不顯眼的位置，在那裏坐5個小時，沒有報酬。坐在觀眾席前排的是年輕觀眾，每人可以拿到50元，但規矩很嚴：不能早退、打瞌睡或者玩手機，需要在每個選手錶演時鼓掌或者投否決票，並在主持人訪談選手時認真聽故事，作出反應。

　　這些領錢的觀眾被稱為“職業觀眾”，組織他們來錄製節目的人叫做“群頭”。層級制是“群頭”社會最常見的形態。直接與大爺大媽和年輕觀眾打交道的“群頭”，處於最底層。

　　李寧混到了第三層“群頭”。2007年，他離開山東菏澤的城中村來到北京。當了一次職業觀眾以後，這名“80後”決心做“群頭”。奮鬥7年多，李寧已經不需要直接招人了。每招一名年輕觀眾，上線會給他60元，他再按50元的價格把活兒派給手下的小“群頭”，自己抽取10元的提成。如今，李寧每個月收入超過3萬元，還把20歲的胞弟接來北京入夥。

　　湖南人李子輝是處於金字塔頂端的那類“群頭”，他直接從節目組拿錢。李子輝生意最好時一個月賺過十幾萬元，如今他已經幾年沒去過節目現場，平時與節目組的負責人喝喝咖啡，通過電話指揮手下的“群頭”。

　　根據觀眾網的數據，在北京，平均每天有超過5000名職業觀眾坐在全市的二三十個錄影棚裏，他們鼓掌、歡呼、大笑、流淚，然後在電視節目錄製結束後拿錢走人。節目組每請一位觀眾平均花費100元左右，據此計算，2014年北京的職業觀眾市場規模約為1.8億元。據李子輝估計，上海的情況與此類似。

　　別小看這個産業鏈

　　如今，“群頭”的生意越來越不好做了。某文化類節目第一季開播時請200名美女做觀眾，價格高於普通觀眾，每人給200元，這引發了“群頭”的激烈爭奪。到了第三季，節目組縮減預算，只招100名觀眾，每人100元。價錢低了，但還是很難搶到生意，最終搶到的是該節目的一位導師——他包給了他的親戚。

　　過去，進電視臺錄節目曾是一件稀罕事。為了成為央視綜藝節目和春晚的觀眾，有的人甚至不惜為此花錢、托關係。

　　觀眾的地位在1997年發生改變。在湖南衛視綜藝節目《快樂大本營》裏，觀眾被邀請上臺和明星一起做遊戲。2000年前後的《幸運52》《開心辭典》，臺上台下玩遊戲的都變成了普通人。此時，各類綜藝節目蓬勃發展，對觀眾的需求量急劇增加，電視節目組開始花錢請觀眾。歷史更加久遠的群眾演員充當了第一批職業觀眾，他們在觀眾席填坑，並按節目組的要求鼓掌、歡呼。而群眾演員的仲介，也就是“群頭”，搖身一變，做起了職業觀眾的倒賣生意。

　　2004年以來的選秀節目更進一步，要把普通人到變成明星。在隨後10年裏，越來越多的資本涌入到電視綜藝節目産業中。

　　作為綜藝節目的延伸活動，明星嘉賓的接機也成為産業。北京一家觀眾公司兼營接機業務，“開發出了5萬元的接機套餐，包括七八個拍照的，二三十個尖叫痛哭的，還有四五個哭暈的，清一色的都是長腿美女。”該公司的負責人説。

　　觀眾不是活道具，是大數據

　　張拓的職業觀眾網站創辦于2008年。

　　2005年，張拓在央視的一檔財經節目實習，耳濡目染，滿腦子都是新奇的經濟思想。當他聽説央視每個月需要職業觀眾8萬人次時，頓時覺得這是一門不錯的生意。

　　愛看明星的觀眾大多愛“曬”，張拓的職業觀眾網站也提供這樣的社交平臺。張拓建立的觀眾數據庫也為他帶來了收益。節目組根據張拓的反饋，對觀眾提出精確要求，“比如某婚戀交友類節目需要38歲~48歲的觀眾，我向符合要求的觀眾精準推送資訊，每條資訊向節目組收費0.1元。”張拓告訴記者。

　　有的職業觀眾懷著明星夢。小崔認識的一名美女觀眾就是如此，她工作收入尚可，來錄節目不計較報酬，只希望多出鏡。最終，該美女被北京衛視某員工開的一家包裝公司挖走了。由於既不會唱歌，又不會跳舞，美女最後給商演活動舉牌子，收入不菲。可是，“這個女孩給我來了句：‘我還以為包裝我當什麼名人呢，就是商演啊’”。小崔對記者説：“如果每個人都那麼容易就能成明星的話，那不就成香港了嗎？”

　　（據《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