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經濟目前依然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但中國仍應以常規性的貨幣政策工具為主，而不能模倣西方推出大規模寬鬆政策

　　在經濟新常態下，還是需要依靠改革、依靠結構調整來培育內生性的增長動力，不能把貨幣政策當做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近一段時間以來，關於所謂“中國版QE”的討論逐漸成為輿論熱點。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接受《經濟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儘管我國經濟目前依然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中國仍應以常規性的貨幣政策工具為主，而不能模倣西方做法推出大規模的寬鬆政策，向經濟注入過量流動性。在經濟新常態下，還是需要依靠改革、依靠結構調整來培育內生性的增長動力，而不能以貨幣政策提供的外生性動力為主導。唯有如此，才能適應經濟新常態，促進經濟社會平穩運作和發展。

　　記者：最近關於所謂“中國版QE”的説法甚囂塵上，QE的具體含義到底是什麼？

　　郭田勇：QE是一個舶來品，又稱量化寬鬆。這一概念最初由日本央行于2001年提出，是指在利率等常規貨幣政策工具不再有效的情況下，央行通過購買國債、企業債券等方式增加基礎貨幣供給，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以刺激微觀經濟主體增加借貸和開支。

　　記者：從發達國家的做法來看，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需要觸發QE？推出QE的效果究竟如何？

　　郭田勇：QE是西方國家在經濟危機的非常態情況下，出臺的非常態措施。當時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衝擊，主要發達經濟體復蘇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發達經濟體中央銀行相繼下調政策目標利率並維持在歷史最低水準，但經濟仍未有明顯起色，美日還面臨通貨緊縮的威脅。與此同時，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發達經濟體的公共債務和財政赤字仍然居高不下。因此，發達經濟體均不同程度使用了量化寬鬆。

　　政策效果應該分兩面看，貨幣當局購買政府債券，使投資者轉向公司債券和股票等風險資産，提高收益，産生財富效應，同時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對支援經濟復蘇和消除通縮風險發揮了一定作用。但量化寬鬆政策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其經濟難題，還有可能導致流動性氾濫。而且，並非所有國家使用QE後效果都很明顯，歐洲、日本就要差一些。

　　記者：目前我國是否需要使用QE這種非常規的政策工具？

　　郭田勇：我國經濟目前的確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出現了一些困難，比如説一季度的經濟數據，如鐵路貨運量、用電量、工業增速等均不及預期，但這些困難並沒有大到要採取應急性措施的程度。中國經濟還是應該在深化改革層面下功夫，貨幣政策要把握好尺度，可以在穩健中適度鬆動，但仍應以常規性的貨幣政策工具為主。

　　記者：有觀點稱央行在前期降息降準之後，還會有其他跟進措施，這可能意味著貨幣政策轉向“強刺激”和“大水漫灌”，您怎麼看？

　　郭田勇：是不是“強刺激”，要有一個數量標準。今年4月全面降準加定向降準，釋放了1萬多億元的資金，即使與之前的MLF、PSL、SLF等工具一起計算，釋放的流動性也就是幾萬億元，相對於我國百萬億元的存量貨幣來説，遠遠稱不上是“強刺激”，更不是“大水漫灌”。

　　記者：貨幣政策在將來應當如何調整，以適應經濟新常態？

　　郭田勇：關鍵問題是，不能把貨幣政策當做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通過QE釋放流動性，可以解決一些表面問題，但解決不了根本難題。在經濟新常態下，需要依靠改革、依靠結構調整來培育內生性的增長動力。貨幣政策提供的畢竟是外生性動力，如果以外生性動力為主導，有可能會導致原有的結構扭曲被固化，調結構的過程被延緩，甚至可能導致改革的努力前功盡棄，這可能會為未來埋下一些不利的因素。

　　當然，經濟增長也要保持在合理區間，增速不能掉得太多，否則也不利於為改革提供合適的環境，貨幣政策還是要把握好度。

　　記者：當前，應如何疏通貨幣政策向實體經濟傳導的渠道？

　　郭田勇：還是要通過改革的辦法。比如發展直接融資，使融資渠道多元化，通過註冊制改革，發展資本市場，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在間接融資方面，應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以及降低金融機構準入門檻，比如設立民營銀行，發展更多中小型金融機構等，這都會有助於引導貨幣投放到實體經濟最需要的環節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