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海南博鰲3月27日電（記者趙葉蘋 華曄迪）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促進國企改革議題以來，截至目前，中央層面的改革方案尚未出臺。

　　參加博鰲亞洲論壇的數位中外政商學界人士在“混合所有制：國企改革再發力”分論壇上，對國企改革走向進行了激烈交鋒。

　　部分專家認為，既得利益的藩籬不打破，“混改”便無法實施，需要通過改革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提高包括國企在內的市場主體的競爭力。

　　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變調”？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國企改革被作為重要改革事項，然而，被視為改革主線之一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至今沒有出臺實施細則，實際操作層面，遭遇的爭議和質疑不斷。

　　對比去年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有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表述已從“加快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調整為“有序實施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一詞之差引發社會熱議，甚至有人猜測：國企“混改”是不是已經停了下來？

　　“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缺乏共識，存在很大爭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劉世錦在博鰲指出。

　　“混改”並非一個新概念，為何現在推進受阻？原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邵秉仁在2015博鰲亞洲論壇上回顧，20世紀90年代進行的國有企業改革實際就是一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過程，過去已經達成的共識如今又發生“變調”，原因在於“這十幾年來，國企改革不僅沒有推進，某些方面反而出現倒退。”

　　邵秉仁認為，過去十幾年來，壟斷不僅沒有被打破，反而在強化，在所謂做大做強的口號下，實際是拿著國家的投資在盲目地擴張規模，“這樣不僅要掏空國家，而且要滋生大量的腐敗”。

　　記者注意到，從中央紀委巡視央企所暴露的問題看，企業重組改制、投資並購、産權轉讓等國企改革重點領域，恰恰也是腐敗行為的高發地帶。

　　“啃噬國有資産的碩鼠之所以肆無忌憚，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國有資産的産權管理還不夠明晰。”長期跟蹤觀察國有企業改革的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李錦説，國企反腐的治本之策，還在於深化改革，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然而，下一步究竟從何處改起？依然是一道棘手的難題。

　　改革如何實施：“國退民進”還是退出競爭性領域？

　　邵秉仁認為，當前談混合所有制不是研究如何搞的問題，而是能不能搞的問題，敢不敢觸動現在既得利益者藩籬的問題。“壟斷不打破，國企改革不進行徹底的市場化改革，混合所有制沒法搞。”

　　俄國前政府第一副總理兼財務部長阿納托利·丘拜斯認為，“國企越少，國家控股的資産越少，意味著國民經濟的效率就越高”，“産權不清晰，是嚴重降低國企效率的最根本的原因。”

　　他還認為，保持國有資本和私有資本一定比例的平衡，其最終結果只能是：國有資産越來越多，勢力越來越大，私人資産越來越少。“要進一步推動國企改革，提高效率，政府要有強大的政治意志，花很大的力氣特意提高私人資本的份額，否則，私有資産的比例會越來越少。”

　　暫且不論國企效率較低的論斷是否成立，就我國當前的經濟格局來看，國企改革棋局的第一顆子應該落在何處？

　　劉世錦認為，國企改革首要的措施是打破行政性壟斷。他認為，我國一些基礎産業領域，比如能源、石油、天然氣、電力、鐵路、電信、金融等有明顯的行政性壟斷的領域，應該放寬市場準入，打破“只能我幹，不能別人幹”的格局，國有企業甚至應該從一些競爭性領域退出，打造充分競爭的環境。

　　他舉例説，在鐵路領域的改革中，現在的鐵路總公司負債率相當高，能否將這個領域打開，拿一些好項目吸引更多的資金進來，“也可以將行業外的國有資本吸引進來，搞一個行業的混改，這同樣有現實意義。”

　　國企改革究竟是應該實現“國退民進”還是“退出競爭性領域”？來自新加坡淡馬錫的高級董事總經理吳亦兵分享淡馬錫經驗認為，淡馬錫作為新加坡政府全資擁有的一家全市場運作的投資公司，不僅一直在不斷發展壯大，而且産業選擇上，並不限定投資領域，而是根據資本回報率進行增持或減持。

　　國企改革應正本清源掃除認知障礙

　　“中國需要正本清源，重新回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關於國企改革的有關論述。”劉世錦在“混合所有制：國企改革再發力”分論壇上説。

　　劉世錦強調，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

　　一些觀察人士認為，國企“混改”既不是消耗存量，變賣所謂的低效國有資産，使之“私有化”，也不是借“混改”之名“招商引資”，繼續擴大國有資産的體量，而是通過改革建設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釋放每一個市場主體的競爭力。

　　參加博鰲亞洲論壇國企改革討論的政學商界人士表示，資本沒有社會屬性，無論是國資背景的市場主體，還是私有資本背景的市場主體，應為之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改革並不是要讓國有企業變得越來越弱，而是更強。”羅蘭貝格全球ＣＥＯ常博逸認為，中國的國有企業並不缺錢，“混改”不是為了籌錢，而是面對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國有企業需要一種很好地選擇員工、選擇團隊的制度，需要更高水準的技能和管理能力，以不斷提高競爭力，混合所有制改革只是方法之一。

　　但在當前的“混改”過程中，民營資本似乎興趣不大。劉世錦和邵秉仁認為，根本原因在於公司治理結構沒有改變。

　　“你以龐大的、絕對控股的資本，讓民營給你補充你的資金，他説得又不算，治理結構還是國有企業那一套，他沒有任何發言權，當然不願意跟你玩兒。”邵秉仁形象地説。

　　新加坡一些企業國家控股與市場化機制進行了有效的結合。吳亦兵認為，“國家所有不等於是國家指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要創造一個市場化的、有競爭力的主體，市場化的用人體制和董事會的治理結構是關鍵。”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按照三中全會的精神去落實，國企改革是可以走出來的。”邵秉仁説，而國企反腐、打破壟斷是推進改革的關鍵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