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日白

　　■文心走筆

　　看電影時經常想起一些人和事，覺得有很多“影片”其實是在影院外上映的。於是我試圖寫一種新的“影評”，對電影和我所了解的生活做一些記錄和闡釋。

　　朋友結婚，在老家擺酒。我托著盤子在門口迎賓。每當有男賓赴席，新娘就從盤子裏捻出一顆煙。新郎捧著火機，“咔”一聲迎上去。來人拍拍新郎的手，吸上煙，説些吉利話，或是開幾句玩笑。

　　一輛越野車停在飯店門口，沒熄火。車很新，沒掛牌。副駕門打開，一個胖胖的戴眼鏡的中年男子下來。車停頓了幾秒，向停車場開去。胖子長相斯文，像個語文老師。他接過新娘的煙，跟新郎説了句玩笑話，眼瞅著我:“還記不記得我是哪個？”

　　新郎的父親在老家路子很廣，各行各業的朋友都有。我尷尬起來，不好説不記得，但也確實想不起來。他大笑:“你哪記得。你跟你老頭長得一模一樣，一看就知道是誰的兒子。”

　　他抽了口煙：“那時候你才三四歲，整天在電影院門口玩。我在廣場賣冰棍，有一次你只帶了兩分錢，冰棍五分一個，我還是賣給你了。你吃完一個還不走，我就又送你一個，後來你連吃三個，回去拉肚子了。”

　　他邊説邊笑，我對這段往事卻毫無印象。他説，正是那次，我父親和他成了朋友，後來他跟我父親還一起合夥做過生意。他抽完煙，往大廳走去，在填花名冊的人那裏給紅包，記上名字。

　　我小時候住在電影院旁邊。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那個小縣城裏，僅有的一家電影院是方圓幾十里的中心。看電影是一件全家總動員的大事，也是一件很有儀式感的事情。電影院門前的廣場，還有廣場前的那條街，是城裏最熱鬧，最“吸金”的地方。這裡有城裏最時髦的服裝店，店裏擺滿了從省會城市批發來的衣服。這裡有城裏最有名的理髮店，裏面貼著港臺流行歌星的海報，海報上的髮型和服飾影響著城裏人的潮流。這裡有從早到晚大聲放著流行歌曲的音像製品店。這裡還有一排排遊戲機室，裏面擺滿了街機，除了各種過關、格鬥、飛機遊戲，還有賭博性質的“老虎機”和“跑馬機”。遊戲機室的老闆黑白兩道都吃得開，一般是家族生意。

　　我喜歡電影院門前的廣場，幾乎每天都要去玩。那裏有一家小人書攤，是我最早的“閱覽室”，有我最早的閱讀記憶。《西遊記》《説唐》《燕子李三》《蜘蛛人》《丁丁曆險記》……這些小人書都是在那裏看到的。現在想起來，小人書和電影的分鏡頭劇本很像。

　　小攤販分佈在電影院廣場的各個角落，有的是固定的攤位，有的是流動的攤販。其中最有人氣的是賣瓜子和冰棍的小販。賣瓜子的小販，在電影開場前生意最好，忙個不停。他們把報紙折成中空的圓錐體，倒過來盛上瓜子，一包一毛錢，這樣賣的時候就很快了，免得再稱。

　　賣冰棍的小販，把貨品放在電視機大小的泡沫盒子裏，用厚厚的棉衣包裹，打開來就冒出一陣“熱氣”。對白手起家，來城裏闖天下的人來説，賣冰棍是投資最低的買賣之一。他們在市郊的肉聯廠（那裏有大型冰櫃，因此職工家屬可以兼營冰棍批發）採買貨物，然後用扁擔挑著，走街串巷叫賣。能在電影院廣場上有個固定的攤位賣冰棍的攤販，是這一行裏的佼佼者。

　　冰棍買了可以帶進去，汽水卻是不許外帶的，要進了影院才能買到。瓶子要交押金，給你一個圓形紙片，上面寫著押金的數目。

　　電影開場前，我們沿著曲折的鐵護欄蜿蜒接近檢票口。其實我們小孩是容易混進去的。檢票的大叔光顧著看大人手裏的票，小孩就像漏網的魚一樣鑽過去了。

　　電影院是兩層的，更像是劇院，不像現在是一個個單獨的放映廳。裏面是一排一排的木板椅，漆成黃色，椅子的下半部分是活動的，人一起身椅面就會倒下去與地面垂直。被這樣的椅子夾住手腳是很疼的，但電影散場時，我們仍然喜歡站在椅子上，一個個椅子跳著走。

　　我們更喜歡的是到二樓去，站在椅子上，踮起腳來去夠放映室的門洞透出來的光，這樣熒幕上就會出現手的影子。每次夠一下，就得趕緊走。如果連續夠兩次，馬上就會引起觀眾的側目，甚至會引來高聲叫罵。

　　我看過的第一場電影是《三打白骨精》，八五年上映的，其實是把電視劇的一集在電影院裏放了。那時候正是西遊記影視劇熱火朝天的年頭。電影院裏除了內地的大片，還有台灣的電影《媽媽，再愛我一次》，我當時雖小，也看得痛哭流涕。國外的影片，則以印度、巴基斯坦居多。其中有兩部因為看過好些遍，印象最深——《印度先生》和《神象奇緣》。

　　《印度先生》的主要劇情和很多畫面，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非常清楚。其實在三十年前，印度就能拍出好萊塢似的冒險故事片了。

　　《神象奇緣》是我看過的第一部動物電影。這是一部“象圖騰”似的電影，在印度教裏，象和中國的龍一樣是非常重要的動物，象頭神也是極為重要的大神之一，是智慧和民族的象徵。影片裏大象與人的關係，以及由此産生的恩怨情仇，也只有印度這樣的“象之國”才能演繹得那麼感人。籌拍多年，最近要上映的《狼圖騰》，不知能否把遊牧民族與狼之間的那種近於宗教的情感拍出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