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7年，一個叫孟德拉斯的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寫了一本名為《農民的終結》的書。當時，法國正是城鎮化進程飛速發展末期，農業勞動者人口減少，大量青壯年外出，相對於城市市民而講的“農民”逐步減少、消失。在一代人的時間裏，法國目睹了一個千年文明變故，為社會提供食物的農業勞動者在30年裏減少到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從1946年到1975年，法國農業勞動力從32.6%下降到9.5%。與此同時，鄉村社會獲得了驚人的發展，進城了的和留在鄉村繼續種地的都似乎不再是傳統意義的“農民”。傳統“農民”的終結自然帶來新型“農民”的誕生。

　　今天，法國已是歐盟第一農業大國，不僅是歐盟最大的作物出口國，也是最大的肉類出口國。法國的農民必須具有農業知識，有資格證書才能務農。法國農村乾淨漂亮，農民生活富足悠閒。法國目前約有農民30萬人，佔總人口的0.5％。他們每人平均擁有的耕地達50公頃，從這種意義上講，他們大部分都是農場主，收入並不比普通城市裏的公司職員低，他們不僅享受勞動保險，每年還可抽出一定時間休假。農民每出售糧食、牛羊等都可憑票獲得一定數額的農業補貼，還可以在購買農資時收回部分增值稅。法國政府對農業發展的支援，不僅體現在農業補貼政策上和“零農業稅政策”上，還體現在社會保障上。農民通過交納養老社會保險以及居住稅和土地稅可以獲得與城市居民一樣的社會保障。他們可以免費看病，到了退休年齡，還可以獲得養老金。

　　在英國，從中世紀後期大量農奴演變為自耕農以來，整個自耕農的結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逐步分化産生了富裕農民和雇工，由於生産規模的逐步擴大，富裕起來的農民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他們生活富足，從事資本主義性質的農業經營，許多人還雇傭部分勞動力，他們的身份甚至與鄉紳、騎士等階層越來越接近，界限也越來越模糊，經濟、政治地位不斷提高。今天，英國農業勞動力僅佔全國勞動力的1.4%，農場主靠歐盟和英國政府的補貼過著悠閒富足的生活，享受著英國應有盡有的公民福利待遇。在北美和一些亞洲發達國家，農業的主要生産組織形式仍然是家庭農場，農業仍是一個受到高度重視和保護的傳統行業。與其他行業如工業、服務業相比，農民所交納的稅明顯要少，除了稅收優惠，還有農業補貼、保險補貼，“農民”和市民、公民已沒有身份上的區別。縱觀世界各國，特別是歐洲、北美洲、亞洲等由傳統農業國演變為現代工業化的國家，他們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都發生了農民身份的變遷。農民階層或者説身份的轉變大都通過兩個渠道進行，一是在工業革命早期的剝削農民的道路，通過工業化和機械化促使農民大批破産或失業，促使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通過工業化推動農業的規模化和機械化，促進農民職業化的形成。二是工業革命後期的以福利農民的形式保護農民的發展道路。通過立法保護農業和農民，利用強大的經濟實力補貼農業和農民，促進農業農民的教育培訓，提高素質，催生現代農業和新型農民。

　　直至今日，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社會各界，無論是農村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在討論究竟什麼是“農民”時都面臨巨大困難和困惑。很少有哪個名詞像“農民”這樣難以下定義。西方學術界從60年代以來就興起了“農民”定義問題的論戰。到70年代中期，甚至有位德國學者抱怨：關於如何定義“農民”的論戰已經拖得太久了，以至於不少人認為繼續這種討論純屬浪費時間與精力。現在看來，這一討論仍將繼續下去。在當代發達國家，“農民”已完全是個職業的概念，指的就是經營農場、農業的人，這個概念與其他職業並列，與其他就業者一樣都具有同樣的公民權利，只有職業的分別，沒有身份、等級的差別和界限。今天，中國的“農民”還只是一個出生後就沒有選擇餘地和選擇權利的身份。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十幾年來，“農民”的身份性質已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但要産生徹底的改變還將是一個相對較為漫長的過程。要實現由身份農民向職業農民、居民、公民的真正的平等轉變，不僅僅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自然選擇，更需要政治、法律制度的保護和促成。要推動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資訊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要實現社會、經濟的全面、和諧發展，必須實現“農民”從身份向職業的轉變和過渡，實現城鄉“二元”向“一元”的過渡，完成“農民”真正的身份上的變遷。（中央農業廣播電視學校副校長田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