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前段時間提出2015年是“中國世紀元年”的論斷，引起很大爭議。筆者認為，作出這一論斷需要兩個疊加意義上的獨特視角：一是需要將“百年”作為增長的“單位年度”來對待，二是需要將人類約200個國別經濟體作為“整體”來審視，以探究其週期性規律。這種挑戰人類智慧平均數，在超長時程、超大規模、超級複雜對象身上尋找內在邏輯的探索，可謂有關大國崛起的基礎理論前沿嘗試。

　　斯蒂格利茨在提出論斷時引用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認為中國經濟在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測算超過美國。但中國不會就此停止，而是將繼續前行，並最終改變人類經濟增長的世紀版圖。這堪稱是以中國增長為特徵刻畫一個新世紀的第一年：元年。然而乖張的地方在於，2014年卻是中國1991年以來增速最差的一年。人們不僅會問，“中國世紀元年”的結論還靠得住嗎？

　　首先，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當斯蒂格利茨説2015年是中國世紀的元年時，他是以100年為“年度”來思考問題的。以百年作為觀察單元，英國在兩百年前成為世界超級大國，美國在100年前超過英國，那麼中國在100年後的今天超過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的事件就可能進入思考範圍。2014年，中國出口世界第一，家庭儲蓄世界第一。事實上，2014年中國鋼鐵總量、水泥總量都是世界生産的總和。建築業處在國民經濟體系産業鏈條的中段，一個國家鋼鐵混凝土規模多大，大體上也延展出同等規模的物質産品。這是實實在在的物質經濟，已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實實在在發生了十年。物質産品份額世界第一是個肉眼觀察事實，用數據障眼法“算”不出來。

　　另外，很多人對用購買力平價衡量經濟規模持否定看法，但事實是購買力平價比匯率平價更好。購買力平價不是匯率平價的替代性工具，而是改進性工具。反過來，匯率平價不是計算經濟規模的合適性工具，而是讓步性退而求其次的工具。

　　比如，從中美兩國分別挑出吃穿住行類500件産品，如果在中國購買花了6000元人民幣，在美國花了1000美元的話，二者的比價是6:1(目前匯率兌價)。匯率比價是怎樣得來的呢？中國大概向美國出口了自己12%的物質産品，美國大概向中國出口了其8%的物質産品，二者之間交易形成的貨幣比率——匯率，怎麼能成為自己其餘88%和92%産品的無偏差代表呢？在方法上，購買力平價(包括了貿易品和非貿易品)比匯率平價(僅僅包括貿易商品)的偏差性小得多。不能因為購買力平價在國際貿易中不通用而匯率通用，就菲薄購買力平價在衡量國別經濟規模方面的合理改進性。

　　當然，如果從短期來看，對“中國世紀元年”的質疑似乎也有道理，因為未來幾年中國經濟確實可能繼續下行。但這種下行是源於政府宏觀調控的主動調降，其目的是要實現結構優化，但不會造成“失速”。從長時間加以考量的話，中國經濟和社會的變遷是從骨子裏向外走向了現代化。因此筆者認為，儘管中國短期內經濟增速下行，但不能因此就否定“中國世紀元年”論斷的邏輯。(作者曹和平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