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蘊嶺檔案

　　1945年5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所所長、國際研究學部主任，全國政協委員。

　　主要經歷：

　　1969年，畢業于山東大學

　　1981年，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碩士學位

　　1989－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任副所長

　　1994－2007年，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長

　　研究方向：

　　專長于國際經濟和國際關係問題，是國內外著名的地區合作問題專家。

　　主要成就：

　　1992年，他被國務院授予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從1999年開始，他擔任過東亞展望小組成員、中國東盟合作官方專家組成員、"東亞經濟夥伴關係"可行性研究專家組（CEPEA）成員。

　　張蘊嶺在自己的部落格裏寫過：“英國哲學家培根寫過‘論人生’，他説，灰心生失望，失望生動搖，動搖生失敗，人是靠信心生活著。”

　　1978年，是改寫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歷史的一年。這一年，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裏的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成立了。由於還來不及建校舍，作為第一批進入該研究院讀書的學生，張蘊嶺和他的同學們不得不“居無定所、學無定室”。但他們對知識如饑似渴，在這種艱苦的條件下，不僅打下了紮實的專業基礎，也鑄造成了勇於探索創新的學術精神，這些都成為他們人生中最為寶貴的財富。

　　生命的力量

　　張蘊嶺大學期間學習的是英語專業，大學畢業後正逢“文化大革命”開始，被分配下鄉勞動，親身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經濟日漸衰退，人民生活的疾苦。出於強烈的愛國熱忱，張蘊嶺心急如焚，一心想為中國做些事情，因此他大量閱讀經濟類書籍，希望能夠為改變中國的狀況添磚加瓦。

　　剛開始，社科院研究生院在北京師範大學借租教室，大家就在“木板房”（圖書館）裏刻苦讀書一直到深夜圖書館關閉才離開。張蘊嶺如饑似渴地學習國外最前沿的經濟理念，大量閱讀經濟學原著，就某些專題進行深入、細緻地探討，並且寫了大量讀書筆記，在濃厚的學習氛圍中，收穫巨大。由於那個年代物質條件匱乏，白天大量學習消耗能量，到夜裏的時候經常饑腸轆轆，饑餓在張蘊嶺腦海中印象頗深，這是那個年代特有的鮮明時代特徵。

　　一個中國飛虎隊員王延周的報道曾讓張蘊嶺良久思考。

　　王延周是一位抗日老兵，1943年被選送飛虎隊，到美國接受培訓，回來後參加抗日，曾擊落日軍飛機5架，1946年由於天氣原因，飛機不得不降落在解放軍陣地，隨即成為解放軍飛行員，參加過新中國開國大典飛行編隊，後參加抗美援朝戰爭，曾擊落美機2架，戰後入解放軍航校當教官。

　　張蘊嶺在自己的部落格裏寫到：“就是這樣一位功臣，1957年因誣告挨整下獄，被迫與妻子離婚，失去公職，變得一無所有，出獄後只好回山東老家務農，1984年他得到徹底平反，享受了離休待遇。到了2005年，他終於有了‘出頭之日’。這一年，他50多年前申請加入共産黨的夙願得以實現，應邀到人民大會堂參加紀念反法西斯60週年大會，受到領導人的接見，還拿到了國家發給抗戰老兵的一次性補貼人民幣3000元。”

　　張蘊嶺猜想，一定有著支撐他頑強與樂觀人生的內在力量，這也許就是人的生命力量本身。“王延周活到92歲高齡才辭世，足顯生命力量的頑強。”

　　張蘊嶺的思考卻不僅僅停留於此，他説：“當然，這裡我只是從人生本身的角度來思議的，並沒有涉及到人所依存的社會環境。毫無疑問，社會（通過政權、制度、法律）應該為人的生存和生活提供最基本的保證和盡可能好的環境，這既是人本應獲得的基本權利，也是社會的責任和必須要做到的。王延周受到那樣的折磨，顯然是社會的問題，至於他本人不究，那是他自己的人生處世方略，這並不能掩蓋社會本身的問題，這件事是足可以令當政者深刻反省和引以為戒的。”

　　推動中國政府加入APEC

　　1985年，張蘊嶺來到美國哈佛大學、美國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係學院做訪問學者。剛剛經歷過苦難的年代，知道學習機會來之不易，張蘊嶺在美國期間非常珍惜這次難得的機會，經常在圖書館夜裏零點關門之後才休息。

　　在國外的交流經歷，使張蘊嶺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關注跨國公司的研究，並且是我國第一個研究世界經濟中相互依賴關係的學者。1989年，他創辦了第一個研究APEC的中心，並且為中國政府加入APEC四處奔波，組織相關人員參加APEC研究會議，最終，中國政府于1990年加入APEC組織。

　　張蘊嶺研究的重點是區域經濟，對亞太經濟也頗有研究，先後多次擔任“東亞展望小組”成員，為亞太合作出謀劃策；2001年還擔任了中國東盟合作官方專家組成員，參加構建中國與東盟合作的框架。在中日關係降到最低點的時候，張蘊嶺又成為了中日友好委員會的中方委員，為中日關係的“融冰”貢獻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同時，他作為全國政協委員，能夠更多地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奉獻力量，這也圓了他年輕時改變中國的夢想。2008年3月，他參加了全國政協會議，在會上他提了三條建議，“必須加大社保基金的籌資力度”“要更加重視辦好教育”“應對價格上漲應有大舉措”。

　　把機會讓給年輕人

　　1994-2007年，張蘊嶺開始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長，並於1995-2001年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他在多年的對外交流中結識了許多國外經濟學者，在擔任行政職務時，他充分整合這些資源，為社科院亞太研究所和國外研究機構搭建合作交流平臺。

　　雖然張蘊嶺在擔任社科院亞太所所長期間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最讓他得意的還是培養了大批青年人才。儘管行政崗位任務繁冗瑣碎，但是他不顧勞累，對進入社科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的學生傾注了大量的精力。他為社科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的研究生們擬定了一份科學的、系統的培養方案。學生從進入社科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導師就擬定出具體的培養計劃表，選定研究論文的方向和題目，經過一年專業課學習後，研究生們就可以參與導師的研究項目，參加實習和課題研究，並且在第三年安排他們出國交流。

　　他的一位學生，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唐世平曾經想寫自己的老師，但是張蘊嶺卻不願太張揚。

　　唐世平在自己的部落格裏仍然回憶了張蘊嶺的些許往事。“張老師對青年學者很好，不遺餘力地提攜晚輩，願意給晚輩機會。當然不僅僅是對我，也包括很多在業界已經非常有名或者説即將很有名的青年學者。”

　　2001年，南洋理工的戰略與防務研究所邀請張蘊嶺參加會議。張蘊嶺把機會讓給了唐世平。那次會議上，唐世平第一次認識了Amitav Acharya，出生於印度的Amitav現任教于美國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專業，是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的資深專家，曾擔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防與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加拿大約克大學政治係教授、哈佛大學亞洲中心以及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研究員。

　　“他不斷的鼓勵年輕人出國，很多次別人邀請他去參加會議，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會議，他都讓年輕人去參加。這也使得亞太所的年輕人在感受到壓力的同時，也感覺到有奔頭。”

　　社科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已經涌現出一大批青年才俊，他們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並在國外學到了最前沿的經濟理論，他們已經開始在各個場合嶄露頭角，並逐漸成為社科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的青年學者。最重要的，他們都是張蘊嶺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