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論風生

　　面對真偽難分的“八路軍借條”，要先辨偽，再“兌現”。要辨偽，就必須剔除關聯利益方，避免不專業聲音的影響，讓專業、中立的機構進行獨立的鑒定。

　　日前，湖南又傳出賀龍簽名蓋章之“八路軍借條”被“發現”的“特大新聞”。

　　説這借條是假吧，已有一串“證明”、“鑒定”，甚至還有“賀龍舊部”的旁證，説當年的確有“賀龍部隊”進入湖南邵陽，這份借條或許是賀龍部下所開。

　　説這借條是真吧，這張借條上又疑點頗多：確如一些人所言，當年八路軍一二零師三五九旅一部曾以“第十八集團軍南下第一支隊”名義南進，但由於長江以南的特殊性質，為避免授人口實，這支部隊于1945年3月初自鄂南轉入湘北時，已改番號為“國民革命軍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通俗説，就是為統戰需要盡可能掩飾自己八路軍、賀龍部身份，怎會在給民間土著開借條時“實話實説”。至於“小錢”和“貫”，當時幣制紊亂，地方輔幣用“串”（即俗稱的“貫”）為單位不足為奇，但“小錢”卻是專指圓形方孔的制錢，當時早已停用。

　　僅僅以“當年知情人證實”為旁證，是很難辨別真偽的，因為時過境遷，“知情人”並非經辦人或目擊者，所能提供的不過是“當年的確有三五九旅南下”之類“證據”，且一些旁證者還容易牽扯進複雜的人事、系統或利益糾葛；用“紙是當年紙”之類去證真偽更不足為訓——用舊紙舊墨造偽，是早在清代偽造宋版書時就熟爛的套路了。

　　客觀地説，“借條”屬於特殊時代的特殊産物，新中國成立後也曾為此專門組織了多次大規模兌現，其中最後一次發生在改革開放前期，當時已無政策顧慮，可以説，大多數“借條”業已圓滿兌現。如今突然層出不窮的“借條”，其中魚龍混雜，有真有偽，且偽、疑品為數不少。

　　面對這些真偽難分的“八路軍借條”，辦法只有一個：先辨偽，再“兌現”。

　　要辨偽，就必須剔除關聯利益方（如可能因“國家一級文物”的發現而受益的地方、團體和個人等，和囿于地方、團體利益或“拿錢就蓋章”而輕率出證明的某些“專家單位”等），避免不專業聲音的影響，讓專業、中立的機構進行獨立、公正的鑒定，開具證明，並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辨偽後倘若“借條”為真，有關部門理應切實承擔歷史責任，公平合理地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倘“借條”為偽，有關部門同樣應有所作為，徹查造偽者的造偽鏈條、動機，並“兌現”法律條款，讓肇事者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樣，既幫助“真債主”獲得理應獲得的償還，也讓“假債主”付出應付的代價，從而避免“財富示範效應”下出現眾多“賭一把”的“借條模倣秀”。

　　□陶短房（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