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思敏：摒棄旅遊創匯導向，調整旅遊業發展的宏觀政策和指導思想，切實改變以往以“規範發展”“有序發展”之名抑制出境遊發展的産業政策，大力發展出境遊，減少貿易摩擦。

　　據中國旅遊研究院預測，2014年我國出入境旅遊貿易逆差突破1000億美元已成定局。國家旅遊局前局長邵琪偉此前也多次向全球旅遊界闡明：中國政府鼓勵出境旅遊的政策不會動搖。在中國外匯儲備居高的情況下，旅遊貿易逆差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全球貿易特別是在中國主要貿易夥伴間的一種“再平衡”。而人民幣國際化加快、中國全球影響力擴大則成為一種“非貨幣收益”。

　　早在2004年，筆者就曾在題為《摒棄創匯導向，樹立旅遊業科學發展觀》的學術論文中提出，改革開放的初期把大力發展入境旅遊（創匯）作為旅遊業的首要任務是當然之選。但在我國貿易創匯和外匯儲備大幅度增長、人民幣升值壓力空前加大等眾多因素呈現的新形勢下，旅遊業堅持“創匯導向”就是刻舟求劍。在創匯導向的旅遊産業發展政策指導下，中國公民旅遊、特別是出境旅遊就是最直接的“受害者”。由於中國公民出境旅遊和國內旅遊長期得不到國家産業政策的大力支援，因此無法形成出境遊、國內遊和入境遊三大旅遊業務板塊相互支撐、齊頭並進的局面，嚴重阻礙了中國旅遊形象的提升和旅遊業健康、快速、可持續發展。

　　因此，筆者當時就呼籲果斷摒棄旅遊創匯導向，調整旅遊業發展的宏觀政策和指導思想，切實改變抑制出境遊發展的産業政策（往往以“規範發展”“有序發展”之名抑制），大力發展出境遊，減少貿易摩擦，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全面提升國民素質。近幾年，我國出境遊高速發展，民眾出境旅遊需求得以有效釋放，就跟國家層面放寬限制密切相關。

　　君不見，高檔進口化粧品銷路順暢；越來越多的進口豪華轎車馳騁于大江南北；魔術師大衛、皇馬足球俱樂部應邀來華“淘金”，NBA獻藝上海、北京……與這些小眾奢靡型消費行為相比，中國公民出境旅遊作為大眾出門看世界、“自費自我教育”的“投資性”消費行為，才可謂真正體現了社會效益，有利於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促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外匯的這種花法，于國、於民皆有利。我國近年來居民出境旅遊消費快速增長，實際上就是改革開放成就的最直接體現。改革開放以後才有了現代旅遊業的興起，出境旅遊的興旺，與我國民眾精神文化需求及精神文化消費水準的提高，呈現出正相關的關係。

　　按照經濟學常識，沒有國際分工就沒有國際貿易，而國際分工必然基於各國各自的比較優勢，比較優勢則體現在行業上，沒有了這種行業或産業的比較優勢，全球貿易就不復存在。因此，根據貿易平衡理論以及全球貿易的實踐，衡量貿易是否平衡（順差還是逆差）從來都是以國家或地區為單位的，幾乎沒有出現過哪個省州或行業因為貿易不平衡而爆發貿易爭端。比如中美的紡織品貿易、中俄的能源貿易必然是不平衡的，也永遠不會有平衡的可能。由於旅遊人口、國土大小、旅遊産品的特徵及豐富程度等存在巨大的差別，應否追求國與國之間旅遊服務貿易的平衡，基本上淪為一個沒有價值的偽命題，即使中日兩個相鄰大國之間的旅遊貿易平衡都是虛無縹緲的幻想，遑論中國與馬爾地夫之間的旅遊貿易平衡了。況且近年來我國入境旅遊陷入停滯狀態具有非常複雜的多元因素，要想在短時間內獲得突破性增長完全不切實際。無論貢獻大小，旅遊服務貿易的逆差顯然有助於促進中外貿易的再平衡。

　　與此同時，必須看到，出境旅遊作為中國公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也是內需的一部分。何謂內需？內需是國內需求，包括消費、投資、政府支出。我國出口商品或服務（如勞務輸出）到國外，無疑是為了滿足外需，進口商品或服務到國內則是為了滿足內需；既然我們把境外人士到中國的入境遊視為“就地出口”的創匯産業，相當於貿易出口，屬於外部需求，那麼，與其相反，中國公民的旅遊消費必然屬於內部需求，不管這種消費過程和結果是在國內還是境外。因此，“出境遊也是一種內需”這個論斷也是可以成立的。雖然或許可以説，出境遊這種內需如同進口國外奢侈消費品一樣，對國內經濟的關聯帶動作用不是那麼直接，卻無法否定“出境遊也是一種內需”“旅遊拉動內需的功效長期被嚴重低估”這兩個事實，儘管其影響與作用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旅遊內需長期只計算國內旅遊，是犯了低級的邏輯錯誤，旅遊拉動內需的作用也就明顯長期被低估了。

　　出境遊既然是一種內需，是中國公民的一種正常消費行為，在目前的社會經濟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就不能簡單功利地因為考慮到這種消費的相當一部分（即使大部分）“漏出”“擠出”到了國外而加以限制。況且中國公民出境遊的首站選擇排在前兩位的是中國香港和澳門，佔到中國公民出境人數的70%以上。香港和澳門是我國的特別行政區，其實是不應該“見外”的，“肉爛在自己的鍋裏”，更應該當之無愧地算作“正宗”的內需；再説出境遊消費相當一部分還可以直接讓中國的旅行社和航空公司、境外華人獲益。

　　在可預見的將來，我國旅遊服務貿易的逆差都將是一種新常態。市場經濟條件下，有人試圖靠行政手段去干預出境遊市場也是非常不明智的，出境遊這部分消費也無法留在國內。因為出境遊與國內遊是兩種消費，其消費訴求和能不能被滿足彼此關係不大，相互替代性並不強。總之，出境遊的民生效益、社會效益、政治效益、經濟效益以及國際影響力收益，決不能以虛妄的行業貿易平衡來衡量。旅遊服務貿易逆差的出現，表明中國公民以日益增長的出境遊為載體，走向世界，與世界文明親密接觸與平等對話，無疑是改革開放成果的最好呈現、最明顯的標誌，也是尋求“中國夢”的最佳載體之一。

　　我國公民出境遊人數跨入“億”時代，以此為基礎，中國出境旅遊人數繼續保持強勁的上升勢頭，是可以清晰預見的未來，而這，必將成為推動中國旅遊業成為世界旅遊業發展的決定性力量，成為推進中國乃至全球現代文明進程的重要力量。因此，隨時關注並促進出境旅遊的發展，理應成為促進中國旅遊業健康發展的題中之義。

　　（作者係著名旅遊專家、社會學者，中國旅遊未來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旅遊學會副秘書長，社會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