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廣場平添悲涼

　　事件發酵遠未終結

　　■特約記者 程喆

　　2014年12月31日23時35分，上海外灘陳毅廣場發生擁擠踩踏事件。截至記者發稿時，上海外灘踩踏事件已造成36人遇難、47人受傷。今天是受害者遇難的第七天，“頭七”既是懷念死者，也是警示生者。新聞媒體報道了一些踩踏事件之後的人和事。從他們的描述以及各種社會現象中，人們可以看出社會對此次事件所持的各種態度和觀點。

　　現場人群 “快點擠”還是“往後退”

　　踩踏事件發生後，“後退哥”火了。1月1日，一段視頻在網路上流傳。視頻記錄的是在踩踏事件發生時，外灘觀景平臺上有數名年輕人大聲喊“往後退”，不斷提醒人群。這些年輕人被網友稱為“後退哥”。

　　有媒體找到了“後退哥”中的其中一人，吳登民，1981年出生，現為上海某旅遊公司的主管。在事發時，他處在現場最中心，就快要被人流所壓倒，於是大聲向站在高處的年輕人喊：“快喊後退！快喊後退！”

　　多方資訊顯示，在事發時現場齊聲喊出“後退！後退！”發聲音者有上百人。

　　“後退哥”被認為是正能量。但有親歷者也稱，上面有幾位看客在“推波助瀾”，他們自認位置較好，對下面喊：“你們快點兒擠，我們這裡視野可好了！” 援引親歷者的話稱，警察一直在維持秩序，讓慢點兒走，看到站在高處的人就吹哨警告，讓他們注意安全，但他們根本不聽。

　　一個“快點擠”，一個“往後退”，公民秩序意識積極和消極的兩面，往往能在突發事件中起到截然相反的作用。

　　高校管理者 管理是疏是堵

　　在此次踩踏事件的遇害者中，最小的為12歲，最年長的為37歲，大多為年輕人，其中不少是上海高校的大學生。如何保障在校大學生的安全，是諸多高校管理者需要解決的問題。復旦大學一名知情人士稱，該校社會發展和公共政策學院有兩名女學生前往外灘，結果一死一傷。該知情人士説，在年輕人看來，外灘就像美國的時代廣場一樣，跨年倒數成了一個保留節目，年輕人有熱情也有盲目的一面，“勸都勸不動”。

　　在“勸不動”時是否應該採取強制手段？去年，西北大學現代學院禁止學生過耶誕節。踩踏事件發生後，該院在表示哀悼的同時稱，上海踩踏慘劇證明其對節日管理的做法無比正確。“青年人已對洋節産生了毫無理性的迷戀，死神已經在許多城市徘徊了許多年，終於在2015的上海元旦夜找到了現身的機會”。

　　該文章在經媒體轉發後，引發了更多網友的關注。大部分是批評的聲音，有網友認為該學院做法是“拿別人的痛苦往自己臉上貼金”， 但也有一部分網友認為該院院長用心良苦。

　　行政管理在於疏而非堵。學校目前做得還很不夠，安全教育經常淪為過場，缺乏實操演練。

　　警察 警力是否不足

　　踩踏事件發生後，上海警方已經在外灘觀景長廊上採取了限制客流的措施。實際上，上海警方在此前的多項活動中，都針對突發事件採取了有效的預防措施，這也給民眾打了“預防針”，對警方安保力度很有信心。可是2015年的跨年活動並沒有進行交通管制，這不難理解，因為燈光秀已經在外灘停辦了。但民警在該地段執勤的過程中，不斷遇到有遊客前來問他“有沒有活動”“活動什麼時候開始”。事實上，除了外灘源有一封閉的收取門票的燈光秀之外，當晚外灘沒有組織開展大型活動，但不少聚集在外灘的遊客並不知曉。

　　這和之前政府資訊公佈的不通暢有關，舉辦燈光秀的外灘源壹號距離事件發生地陳毅廣場有440米，不知有多少上海民眾仍不清楚燈光秀舉辦地“外灘源”和“外灘”的區別，也有很多人並不知道外灘不舉辦燈光秀。

　　所以，在踩踏發生時，警方人手不夠，算上增援的500人，依然警力不足。上海市公安局黃浦分局指揮處指揮中心副指揮長蔡立新曾表示：“2014年12月31日沒有活動，所以我們沒有像去年國慶節那樣安排警力。”蔡立新透露，那天的警力比去年國慶節當日要少。

　　媒體報道稱，一名年輕的民警也注意到，今年武警在事發現場投入的人力少於往年，“往年會封路，今年沒有，只採取了限流措施。”

　　城市設計者 我們如何更安全

　　從媒體對事發地點的報道來看，第一次踩踏的事發地點為陳毅廣場通往外灘觀景平臺的臺階梯上。親歷者稱，23時34分，階梯最低處忽然有人被擠倒，更多的人被層層湧來的人浪壓倒，局勢開始失控。

　　在多起踩踏事件中，但凡有人暈倒或是跌倒，現場通常會像“多米諾骨牌”一般，引發連鎖效應，後面的人反應不及時，踩到跌倒者，後面的人又往前面擠，現場就亂了。《南方週末》報道，復旦大學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騰五曉認為，應當針對特定問題制訂預案，“比如踩踏的預案，現在來看，陳毅廣場是臺階式的，如果人流擁擠，毫無疑問是有可能發生踩踏事件的。”

　　北京密雲和太原迎澤公園的擠踩事件也都發生在臺階上。因為臺階高於周邊，前面又無阻擋，觀燈、觀景視野最好，但臺階、斜坡不僅會減緩人群行進的速度 ， 而且會因為摔倒引發“多米諾骨牌 ”效應。如果高差不做成臺階，換成緩坡，或許能挽回幾條生命。

　　城市管理者 安撫家屬是否到位

　　事件已經過去好幾天了，但上海市民對遇難者的悼念仍在進行，越來越多的民眾來到事發現場，向36位遇難者表達哀思。但是，這種由市民自發形成的悲情表達，是對政府管理的考驗。一些市民向遇難者獻上的花，在他們還在現場的時候就迅速被有關方面派人當做垃圾清理掉，進而引起了激烈的爭吵。

　　政府如何為民眾提供抒發悲情的公共空間？上海也曾經有過值得借鑒的先例。2010年的“11·15”上海膠州路大樓火災發生後，面對群眾自發開展的悼念活動，上海沒有強行制止，而是給予了肯定，並且在民間對死難者悼念的最重要的“頭七”，領導和群眾一起參加悼念活動。這對於撫慰火災中遇難者家屬和受傷者的情感，收到了積極的效果。

　　媒體人 是否造成“二次傷害”

　　與馬航失聯事件類似，上海踩踏事件發生後，有關新聞倫理的話題再次出現。這次發聲的是復旦大學校友會，直接原因是該校有一名女生遇難，他們引述了一些網上的公開資料表示對一些媒體報道的不滿。“呼籲媒體尊重她、保護她，不要再挖掘她的隱私，不要再刊登她的照片”。

　　事情緣起自媒體關於遇難者的人物特寫報道，涉及私人資料，如年齡、生源地、專業、喜好，甚至是生前男友的話語。“復旦大學校友會”微信公共號發表公開信《少點傷痛，多點尊重》指出，這是一種“二次傷害”，“這麼做的目的究竟是為了要哀痛一個生命的逝去，還是僅僅為了提高關注度？”

　　就在公開信發表後不久，因為直斥復旦學生“太矯情”，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廣州媒體人成為了復旦大學師生真正的“對手”。這位媒體人認為媒體蒐集的資訊都是遇難者生前主動公開在網路上的，並不具有隱私性質。

　　和馬航失聯之後對於家屬報道的爭議如出一轍，一邊強調遇難者的隱私權，一邊強調媒體的報道權。實際上，這個問題在很多媒體人心中，都是很糾結的問題。關於復旦大學逝者的輿論紛爭仍然沒有結束，有關媒體報道的權力和界限的思考，也不會停止。

　　自媒體 謠言還是真相

　　在踩踏事件發生後，各類謠言和流言不斷出現，24小時內的網路報道量突破13700篇。其中，“外灘十八號拋灑美元引發踩踏”“35人死亡上限”被轉發的次數最多。在未經任何驗證的情況下，諸多“大 V” 賬號，甚至媒體賬號直接轉發了這一消息。

　　實際上，早在2012年，《人民日報》就曾刊文辟謠。2011年，時任安監總局發言人也公開表示，所謂的神秘“紅線”説法根本不存在，死亡30人以上的即為特別重大事故。類似問題早已屢見不鮮，每逢發生重大事故，就有類似“死亡人數是陰謀”等觀點死灰複燃。而在屢屢辟謠之後，卻是一次又一次的造謠傳謠的發生。當今社會是一個自媒體高速發展的時代，“眾聲喧嘩”成為輿論生態的新常態，我們每個人都負有責任。

　　結語

　　“亡羊補牢”的工作正在展開。1日上午，《中國之聲》報道説，上海今天所有的跨年活動都已全部取消。3日，澎湃新聞稱，上海各區縣已緊急啟動應急響應機制，全面開展安全隱患排查，並建立值班機制，一批正在開展或即將開展的大型活動被緊急叫停。不僅是上海，北京也“立刻緊急全面啟動人員密集場所的安全檢查”。 此外，服務性的資訊也受到了廣泛關注，比如“如何在踩踏事故中倖存”。公共安全需要宏觀引導、治理與個體自覺、自救來共同保障。這血與淚的教訓，城市應該銘記，每個人都應該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