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維安十分健談，當然，話題離不開公司治理。20多年前，李維安就讀于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時，適逢股份制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李維安以此為研究方向，探索轉軌經濟落實到企業，從行政型治理如何向經濟型治理轉變的課題。在日本獲得博士學位後，李維安謝絕了日方邀請，懷著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回到南開大學執教，組織創建了國內第一所專門從事公司治理研究的學術機構——南開大學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學界稱道的是，李維安和他的研究團隊不追時髦，在公司治理這個當年比較冷的領域默默耕耘，在理論上探索構築以公司治理邊界為核心範疇的公司治理理論體系。2001年，當人們還為一些大公司突然垮臺而迷惑時，李維安做了第一個“吃螃蟹者”，提出並組織制定了《中國公司治理原則》，進而推出了中國第一個作為上市公司治理狀況“晴雨錶”的中國公司治理評價指標體系，連續多年編制發佈中國公司治理指數，引起理論界與實務界的廣泛關注。經濟學界乃至企業界，都為之驚嘆。

　　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民營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力量和增長支柱。十六大以來，價值理論、民生民本思想、私有産權保護等一系列理念突破，使民營企業産權界定的理論基點正發生著顯著的位移，民營企業初始生成狀態和運作制度環境正發生著實質變化。以成長性、創新性為突出特徵的民營企業，其技術特徵決定了其資本結構中人力資本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實現人力資本與貨幣資本關係的協調，成為完善其治理機制的關鍵。也就是説，中國民營企業突破發展瓶頸的關鍵，不僅僅是貨幣資本意義上的産權調整，而主要是引入人力資本産權概念後的治理結構重建。

　　李維生認為，如果民營企業能夠克服自身的治理障礙，那麼在未來的10-20年，中國的民營經濟將在一個更好的環境中表現出更高的效率，並且成為中國經濟GDP增長的主導力量。對此，本報記者專訪李維生校長，共同探討尋求和培育民營企業完善的治理機制。

　　記者：中國的家族企業應該如何看待二代接班與職業經理人聘請的關係？如何平穩的過渡？

　　李維安：家族企業是一個非常古老的企業組織形態，世界500強中有1/3左右的企業是家族企業。二代接班的家族控制還是將企業交給職業經理人打理是決定家族企業能否永續經營的重要因素。家族企業和民營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中堅力量，且許多已經是上市的公眾公司，其傳承已不再是家族的家事，因此，家族企業接班人的選擇要以“是否有能力推動企業發展、為社會創造價值”為標準。

　　職業經理人市場的欠缺以及我國“子承父業”的家族文化傳統等使得家族企業更傾向於讓其子女等二代接班；但如果二代沒有接班意願，或是由於二代家族成員欠缺接班能力，職業經理人就成了家族企業基業長青的重要選擇。當然，如果由二代接班，一是需要培養接班人的能力，既包括管理能力，也包括一些特殊資産如企業家精神、與政府的關係、性格、人格魅力等；二是要設計合理的激勵約束機制，實現接班人與職業經理人的激勵相容。

　　另外，實現家族企業傳承的平穩過渡，還需要解決兩個問題：家族傳承的合法性問題和家族成員內部的利益衝突問題。

　　記者：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形勢下，企業應該如何做好薪資管理與人才管理？

　　李維安：民營企業治理由家族式治理向現代公司治理轉換，一個重要標誌是公司治理結構、機制的建立與優化。在薪資管理與人才管理方面，針對員工流失問題，要通過公司治理制度留人，這也是戰略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訴求。既要使人力資本價值在公司控制權上得以體現，又要通過完善激勵約束機制明確高管在公司治理中的主體地位。

　　中國上市公司治理指數（CCGI）結果顯示，2014年上市公司經理層治理的任免制度指數和執行保障指數較去年分別下降了0.30和0.53，上市公司創業等原因引發的高管離職數量增加是重要原因之一。與普通員工相比，高管的流失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為解決這一方面的問題，需要完善高管的激勵約束機制，一方面要強化高管的治理主體地位，職業經理人和老闆應該是委託代理關係，老闆應該把職業經理人看成自己人，職業經理人也應該把公司看成是自己的，二者齊心協力確保公司的發展壯大。另一方面又要注重將高管短期激勵機制與長期激勵機制相結合，避免出現高管離職等短期行為。

　　記者：A股市場由審核制轉為註冊制，一大批企業將追趕上市風潮，在上市以後企業應該如何提高公司治理水準？

　　李維安：作為我國新股體制核心的新股發行審核制度，由審核制轉為註冊制，實質是“簡政放權”下讓市場、投資者、仲介機構發揮作用，投資者根據市場自己選擇、自負盈虧。但“形式”審核也並非不監管或放鬆監管，而是“前松後緊”。一旦上市公司治理風險累積，公開譴責、公開處罰等便將接踵而至。

　　一個公司品質如何，財務業績僅僅是表像，更重要的是他的治理狀況。財務出現了問題，往往會在治理的根上找到病因所在。公司在上市之初便要修煉好“治理內功”，上市後還需要繼續提升公司治理品質。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適應投資者和顧客等兩個“上帝”，利用資本市場發展自己。

　　記者：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關鍵是什麼？

　　李維安：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與機制是中小企業持續、健康成長的基石。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中小企業最大的治理特點是所有權與經營權沒有分離或僅在一定程度上分離。因而中小企業更需要治理，通過完善的治理結構和機制強化科學與監督機制，提升其抗風險能力，培育其長久競爭優勢。

　　由於本身發展的弱勢及局限性，中小企業不僅具有國有企業一股獨大的“壞孩子”效應，還因為獲取“親密資本”而呈現出“行政型治理”同化的現象。因此，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的關鍵是要堅持現代治理理念，提升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具體來説：第一，繼續建立和完善現代公司治理制度，用公司治理結構和機制代替“親緣關係”和“政治聯繫”；第二，樹立公司治理的過程思維，無論是上市公司還是非上市公司，上市前還是上市後，都要致力於公司治理的長期建設，不能一勞永逸；第三，秉承治理的“多元基礎觀”，創始人和高管，家族二代和職業經理人都要以主體地位參與治理，共同推動公司發展，以實現基業長青。

　　記者：對於民營企業以及中小企業，您還有什麼其他建議？

　　李維安：圍繞“規則、合規和問責”，在監管部門和上市公司的共同努力下，中國公司治理水準由2003年的48.96提升到了2014年的61.41，提高了25.43個百分點，公司治理水準總體呈上升趨勢。從歷年中國上市公司治理指數中發現，民營控股上市公司的治理指數多年來一直高於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這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提出的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提供了制度必然性。

　　此外，高科技中小企業還要利用自己的高科技優勢，抓住移動網路時代到來的歷史機遇，一是發揮最新網路技術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例如網上移動投票），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的積極性，進而提高治理的有效性；二是通過“大數據”，對潛在的外部治理主體和投資者進行分析，倡導“精準治理”，更好地滿足投資者和顧客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