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國興辦開發區30年。今後，開發區不能再局限于對經濟資源和技術産品的開發，而是要比以往更加重視對創新發展模式的開發。也就是説，開發區已經被賦予轉型升級探路者的新角色，將率先探索更多以發展模式創新驅動經濟轉型升級的新路徑。具體來説，就是要向集約型、生態化、互動型、市場化等發展模式轉型作出探索

　　國務院辦公廳日前發佈的《關於促進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轉型升級創新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要進一步發揮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作為改革試驗田和開放排頭兵的作用，促進國家級經開區轉型升級、創新發展。

　　今年是我國興辦開發區30年。面對經濟轉型升級的機遇和挑戰，人們不禁要問：今後的開發區應該開發什麼？國辦《若干意見》的發佈，意味著開發區今後已不再局限于對經濟資源和技術産品的開發，而是要比以往更加重視對創新發展模式的開發。

　　改革開放之初，為發揮東部地區對外開放的區位優勢、吸引國外産業轉移和資本流入，國務院在14個沿海開放城市設立了第一批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自此之後，各種不同類別和層次的開發區如雨後春筍般涌現，“開發區經濟”熱潮也帶動了對土地、技術等生産要素規模空前的大開發。數量眾多的開發區不僅構成了我國全面對外開放格局的重要空間節點，也為其他地區的改革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借鑒。據統計，我國現在有國家級經開區217家，2013年吸收外資和進出口占全國的比重均已接近20%。

　　如今，開發區已經被賦予轉型升級探路者的新角色，將率先探索更多以發展模式創新驅動經濟轉型升級的新路徑。具體來説，至少有以下幾個值得關注的方面：

　　一是向集約型發展模式轉型的探索。在全國數量眾多的各級開發區中，由於區位特徵、資源稟賦、開發時間等原因，發展水準參差不齊，粗放開發和無序開發的問題仍然不在少數。而在土地和資本等要素日益昂貴的今天，建立在大面積廉價土地之上、依靠低水準建設項目提升投資總額的開發區面臨著競爭力下降的風險。此類開發區要獲得持久的競爭力就必須著眼于通過優化投資結構和佈局，提高單位要素的投資回報率，逐步實現由粗放型開發向集約型開發的轉變。

　　二是向生態化發展模式轉型的探索。儘管我國多年來一直倡導綠色發展、迴圈發展、低碳發展，提出打造綠色GDP等生態經濟理念，但在一些開發區的發展過程中，為了完成投資任務和GDP考核指標，往往放任甚至主動招攬“三高”項目入駐。當地政府對由此造成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熟視無睹，對由此引起的群眾意見置若罔聞，成為導致人與自然之間、居民與企業之間矛盾滋生甚至加劇的重要原因。此類開發區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大力探索打破“邊開發邊污染”魔咒的生態化發展路徑，逐步實現從生態破壞型開發向生態友好型發展模式的轉變。

　　三是向互動型開發模式轉變的探索。由於行政歸屬許可權和管理體制等原因，一些開發區與周邊區域的協同程度不高，對周邊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帶動和支援作用不強，或是表現出“極化效應”較強而“擴散效應”較弱的單向區域經濟合作特徵。這不僅制約了開發區自身的發展，而且弱化了開發區帶動周邊區域協同發展的功能定位。要使開發區真正從所在地區經濟的“先行區”、“示範區”升級為“引領區”和“輻射區”，實現從單向開發模式向互動開發模式的轉變。

　　四是向市場化發展模式轉變的探索。在我國市場經濟剛剛起步、對外開放程度不高的時期，大多數開發區都是在各級政府的規劃和扶持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其中許多政策性的支援是不可或缺的。但一些開發區卻由此患上了“政策依賴症”，認為政策支援具有“不可替代性”，這一觀念在政府簡政放權的新形勢下將會越來越不合時宜。推動更多開發區由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向市場主導的發展模式轉變，更多通過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激發內生動力和競爭活力，在市場經濟的競爭中實現優勝劣汰已是大勢所趨。（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盤和林 薛福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