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如果死抱著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容易看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而變成一個批評家。

　　■新結構經濟學和一般新古典經濟學的差異在於，一般新古典經濟學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同質化，沒有區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産業和技術的差異。

　　林毅夫檔案

　　林毅夫，男，1952年10月15日出生於台灣宜蘭縣，籍貫福建省漳州市。著名經濟學家。原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八、九、十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並於2005年獲選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

　　教育背景：1971年，台灣大學農業工程系肄業，1971年；台灣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1978年；北京大學經濟係政治經濟學專業碩士，1982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係博士，1986年；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發展中心博士後。

　　工作簡歷：1987-1990年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1990-1993年，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1994-2008年，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領域：發展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著有《制度、技術和中國農業發展》《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等。

　　2008年6月，我有幸出任首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世界銀行的夢想是致力於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作為一名受到傳統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國知識分子，年少時我立志要奉獻自己的所學來致力於祖國的現代化。在世行任職時，我有機會接觸到許許許多多發展中國家傑出的知識分子，讓我感動不已的是他們也和我一樣懷著報效他們的祖國的志向。

　　反思主流經濟學理論

　　年少時，我總認為西方發達國家能夠有其現在靚麗的發展成績，必然是因為他們擁有一部讓一個國家擺脫貧困實現繁榮的真經。只要學會了這部真經，帶回來真誠地實踐，就能夠貢獻于祖國的繁榮昌盛，幫助人民過上和西方發達國家一樣的富足生活。我有幸在1982年到當代經濟學的聖殿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86年取得學位後，到耶魯大學又做了一年博士後，1987年滿懷著信心和希望回到國內來工作。

　　回國後我發現，中國政府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推行的各項政策，基本上都違背了我在芝加哥大學博士課程中學到的一個運作良好的市場經濟應該有的基本原則。譬如，當時經濟學界的共識是，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應該執行根據新自由主義所形成的華盛頓共識，以休克療法的方式一步到位地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消除經濟中政府各種不當干預所形成的扭曲。

　　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和經濟改革》一書。這本書建議中國應該放棄趕超戰略，改為實行比較優勢戰略，並在轉型過程中創造條件解決傳統部門中企業自生能力的問題，消除雙軌制遺留下來的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

　　這本書也預測到，如果像華盛頓共識主張的那樣試圖通過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勢必導致先前優先發展部門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的破産，引起大規模失業和社會、政治不穩定。出於對這種嚴重後果的擔憂或是為了這些産業仍然被認為是國防安全與民族自豪感所必須有的“先進産業”，政府可能不得不在推行了休克療法，取消了先前“明”的扭曲所給予的保護補貼後，再度引入各種“隱性”的扭曲和干預以保護已經私有化了的企業。私有企業對這種隱性保護補貼尋租的積極性會比國有時高，代價會比之前高昂，腐敗和收入分配惡化的程度也會比雙軌、漸進的改革嚴重。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發生在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結果與《中國的奇跡》一書的預言一致。

　　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實踐也讓我感覺到迫切需要對現有的主流經濟學理論進行反思。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主流經濟學理論建議發展中國家迎頭趕上建立起當時發達國家所擁有的那種資本密集型的先進現代化大産業。

　　構建或學習理論是為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不容諱言的事實是，現代的主流理論基本上都是由生活在發達國家的學者根據他們所觀察到的發達國家的現象和經驗構建的。但是，我從1987年回國後的切身體驗以及對西方主流理論演進史的學習，讓我認識到發達國家其實並不存在一本“放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真經。

　　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如果死抱著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容易看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而變成一個批評家。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精英若想要對本國現代化的建設有所裨益，需要自己去認識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各種現象背後的因果邏輯，建立起新的理論、概念，産生新的思想，並據此提出不同於主流理論的政策建議。在《中國的奇跡》出版以後我繼續沿著這個方向努力。

　　構建新結構經濟學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銀行任職，在去世行之前我是從中國的經驗為切入點去反思主流的經濟發展和轉型的理論，世行的工作給了我一個更高、更廣闊的平臺去觀察和了解其他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的經驗，檢驗我根據熟悉的中國和東亞經驗所形成的理論體系的適用性。2009年6月，我利用到世行工作一年時的一個內部討論會，把我的研究正式定名為新結構經濟學，作為繼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側重政府作用的結構主義、上世紀80年代以來側重市場作用的新自由主義之後的第三版發展經濟學。2011年3月，耶魯大學經濟增長中心邀請我去做著名的庫茲涅茨年度講座，我借此機會以“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發展問題的一個理論框架”為題作了演講，向經濟學界正式宣告新結構經濟學的産生。

　　新結構經濟學以企業自生能力為微觀分析基礎，以每一個時點給定的要素稟賦結構為切入點，提出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的結構變遷過程，需要依靠有“有效的市場”來形成能夠反映要素稀缺性的價格體系以誘導企業按比較優勢來選擇産業、技術形成競爭優勢，也要有“有為的政府”來解決結構變遷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外部性問題和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協調問題，一個國家只有同時用好市場和政府這兩隻手才能實現快速、包容、可持續的增長。

　　新結構經濟學和傳統的結構主義的區別在於結構主義把不同發達程度國家的結構差異認為是外生的，新結構經濟學則認為是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的差異。新結構經濟學和一般新古典經濟學的差異在於一般新古典經濟學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同質化，沒有區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産業和技術的差異。

　　思路決定出路，按新結構經濟學的主張，只要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能夠務實地利用其有限的資源和施政能力創造局部有利的條件以支援內、外資企業利用該國的要素稟賦，發展該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産業，那麼，每個國家都能夠迅速創造出在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優勢的産業來，都有可能告別過去的命運，開啟一個新的充滿活力的發展和脫貧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