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現在資源型城市轉型，又亟需政府發揮重要作用，您認為政府和市場這兩個作用應怎樣正確處理好?

　　宋曉梧:大家都知道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如果結合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具體工作，我談兩個觀點:

　　第一是對資源型城市進行分類指導。資源型城市分成兩類枯竭和可開採的。既然是分類指導，顯然在不同類型的資源型城市裏，政府所要發揮的作用也不完全一樣。對於枯竭型城市來説，本身政府就有歷史欠賬，這部分歷史欠賬不能推給市場解決。比如當年的阜新、撫順，政府挖掘的沒有回填，政府説“先生産、後生活”，基礎設施等有欠賬，現在不管了，交給市場管理，沒有企業願意接手來管，也管不了。國有企業下放到省裏，然後下放到市裏，區裏，造成大規模群體性事件，這個問題是政府過去的責任，沒有很好的完成。這種責任怎麼能交給市場呢!

　　第二，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不僅僅是經濟，還包括社會，經濟，文化，生態的全面可持續發展。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來，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是在經濟體制改革這章裏寫的，在社會和其他黨建/文化，都沒有這個提法。我們在整個全面可持續發展過程中，除了經濟問題，更應該重視社會問題。

　　我們到法國蘭斯調研，問你們這振興最主要的抓什麼?他們回答，社會保障，就業。那和中國不同，我們重點是上項目。他們説接續替代産業首先要考慮能不能增加就業，而不是我們考慮的先增加GDP，這個是有差別的。現在我們應該把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問題作為重要的問題，放在我們工作中來考慮。在社會方面就不一定，或者説不完全全部靠市場配置資源。中小學義務教育、大病救助這些靠市場配置資源能行嗎?

　　社會保障問題，最低生活保障問題，積極的就業政策，職工轉業培訓，這些都需要政府來管。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應該強調政府在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中的全面規劃，還有長期的規劃。政府可以委託仲介組織來做，但是政府要在裏面發揮主導作用，而不能單純靠企業來做。

　　本報記者:按照您如上觀點，對下一步濟寧市的轉型發展，您有何建議?

　　宋曉梧:濟寧雖然是成熟期的資源型城市，但是我覺得政府也有歷史欠賬。如果政府要把63萬畝沉陷區和被水淹的10萬畝交給市場決定，政府不要管了，哪個企業願意開發就開發，能解決嗎?對資源枯竭型城市來説，包括資源價格、安全生産、生態破壞、基礎設施、勞動力成本等多方面的欠賬，這些問題政府必須要出來主導解決。從分類指導角度來説對資源枯竭型城市，政府要肩負起自己的歷史責任，解決這些問題。在發展過程中，更應該重視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資源枯竭型城市也不是政府包辦，而是説政府責任更強一些。

　　對於濟寧的情況，我有四點想法:第一，政府要把歷史欠賬做好；第二，政府要把社會事務管好；第三，政府要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體現在我們在進一步做好資源型城市振興和可持續發展工作的時候，政府對具體的項目，可以創造環境，但對投資等問題，不要插手、干擾太多，要讓市場發揮它配置資源的作用，主要指經濟領域；第四，政府要做好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中長期規劃。特別是要避免短期行為，短期項目能種田。資源開採利潤很多，想著當前日子過的很好，搞什麼創新?搞什麼接續替代産業?投了資，本屆政府還不一定見效的，這就不對，政府要有長期打算。

　　要做到這幾點，都有體制機制改革的問題。比如説對歷史欠賬的問題，就有財務問題，要想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問題，首先價格合理，煤炭價格是不是合理?2008年綠色和平能源基金會和世界自然基金髮起煤炭真實成本的測算，2007年中國由於污染，水流失，生態破壞，房屋基礎設施破壞等等，每噸的煤炭欠150元的外部損失，2007年一年欠賬17000億元，佔當年GDP的7.1%，把這些欠賬都不算，這個價格對於整個經濟是什麼樣的運作狀態，如果把真實成本算進去，是不是這樣的。算進去GDP水準又是什麼樣的狀態，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首先要有真實的成本。

　　資源成本價格的改變是很重要的問題。中期，長期的考核，幹部制度的考核是重要的問題。我們重視當期GDP增長多少，資源型城市逼迫書記市長考慮眼前的問題，幹部制度考核要改變，創新體制，財稅體制，進一步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簡政放權，發揮社會組織眾多問題需要進行改革。

　　(□張譽耀 呂光社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