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資料圖

　　近一年多來的物價低位運作使得中國經濟被通貨緊縮的陰影籠罩。CPI在2015年全年同比上漲1.4%，創下2010年以來最小漲幅。PPI更是表現不佳，截至2016年2月已連續負增長48個月。通縮被認為是2016年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而其主要成因則指向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的不匹配。

　　如今，供給側改革成為“十三五”規劃確定的發展主線。化解通縮風險，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作為首要任務的去産能如何破題？宏觀調控會否走向寬鬆？我國經濟能否避免通縮風險全面實現“十三五”？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盧鋒在接受海外網財經專訪時表示，無需陷入對通縮的恐懼和對大規模經濟刺激的呼喚。剝離超經濟力量的過度干預，使市場在去産能過程中發揮更充分的作用，是化解通縮風險的關鍵所在。

　　物價走低是化解過剩産能的市場機制

　　近幾年來媒體報道上頻頻出現對中國經濟的通縮警示。2011-2012年就有“中國經濟已經開始進入通縮”、“當前處於極嚴重的通貨緊縮狀態”的尖銳評論，後來則表述為“通縮風險加劇”、“通縮繼續蔓延”。也有觀點認為以上結論並不成立。中國經濟究竟是否已經進入通縮？

　　盧鋒表示，爭議源於對通縮的不同定義。如果按照主流觀點將CPI負增長作為通縮的標誌，顯然中國經濟尚未進入通縮。而如果看到儘管CPI不是負增長，但PPI已經連續48個月負增長，可能就會認為中國經濟通縮早已存在。

　　“比物價低位運作更值得關注的是其背後的原因。”盧鋒注意到PPI中各項分類價格呈現的物價下降的結構性，“現在價格顯著下降的産品其實就是過去顯著上漲的，也就是説目前的結構性和經濟過熱階段的結構性是有聯繫的。”

　　他進一步解釋道，物價走低的背景是中國經濟的週期和結構性雙重調整。在本世紀之初，中國經濟經歷了一輪強勁增長，伴隨巨大成就也出現了過度問題，現在到了需要調整的時期，曾快速上漲的煤價、鋼價、鐵礦石價格等就面臨下滑。另一方面，低端的加工貿易以及鋼鐵、煤炭等行業已經難以持續推動經濟增長，經濟結構調整的壓力也會引起物價下降。

　　因此他更多地將物價低位運作看作一種化解産能過剩的市場機制。對於當前媒體上頻頻出現的通縮預警，他認為需要重視，但不必過分擔心。

　　不過，CPI數據在近幾個月出現了一些變化，截至2016年2月已連續4個月回升，2.3%的增長率創下2014年7月來新高。盧鋒表示，這使得物價下降壓力暫時舒緩，但若將其解讀為趨勢性的回升也為時尚早，不排除這是由於房地産市場價格異動帶來的短期波動，還需繼續觀察。

　　去産能關鍵在於剝離超經濟力量干預

　　結構性的産能過剩指向了結構性地去産能。作為2016年五大經濟任務之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任務，去産能成為化解通縮風險的有效手段。盧鋒認為，這其中的關鍵在於剝離過去超經濟力量提供的保護，讓市場化調整到位。

　　他表示，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去産能主要通過價格變化等市場機制實現，市場本身存在一套淘汰機制。産能過剩、物價下降使企業普遍盈利困難，但也成為倒逼企業創新升級、提高效率的推手。在此過程中，效率和素質低下的企業將逐漸難以為繼，退出市場。但是中國目前往往有來自地方政府、企業債權方等方面的保護性干預延長了企業不必要的生存，影響了市場的優勝劣汰。

　　“資源重新配置優化是度過經濟週期下行階段的必經之路。”盧鋒表示， “我不太習慣用‘僵屍企業’的説法，人為確定哪些企業一定要退出，這本身也很難分辨。關鍵是要把市場紀律建立起來，對市場主體一視同仁，當企業在資不抵債、無法生存的時候就自然要退出了。”

　　問題的核心在於市場和政府的關係，事實上這也是轉型中國時常面對的現實矛盾。盧鋒指出，在經濟困難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往往非常突出，政府較好的規劃和執行能力能夠帶來內需的快速增長；但對優勢的過度發揮也伴隨弊端，政府干預偏多、干預方式不當的現象普遍存在，成為産能過剩、投資項目浪費的部分原因。

　　“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內容至關重要。”盧鋒強調。他同時表示，兩者之間如何平衡不能抽象地一概而論，還需就事論事，如某項基礎設施將由政府建設、由地方市場建設，還是政府和市場一起採用PPP方式進行。

　　大規模刺激無需出現

　　通縮風險之下，宏觀調控是否應該大受刺激，甚至超常寬鬆？對於表述為“新一輪經濟刺激政策”、“4萬億2.0版”的政策解讀或預期，盧鋒認為，不應過度恐懼通縮，將所有的物價下降都看做經濟大蕭條的表徵，實施激進寬鬆政策，否則很可能事與願違，造成更困難的經濟局面。

　　“‘4萬億2.0版’等大規模刺激決策的可能性非常小，事實上也沒有必要。”盧鋒表示，4萬億刺激有金融危機的特殊歷史背景，在産生一定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帶來教訓，由於透支需求使經濟在之後承壓。“大規模刺激或許在短期內有效，但很可能導致幾年後更困難的局面。”

　　但是可以適度增加穩增長力度。財政預算赤字率從2015年的2.4%提高到2016年的3%，在盧鋒看來是必要且可行的。貨幣政策由於存在資産泡沫因素不便做得過多，而財政政策具備更加積極的潛力，比如中央財政有較大調節空間，財政政策對減少和增加支出的選擇使其天然具有結構性。“把擴大的財政赤字用在正確的地方，對宏觀經濟企穩能夠産生作用。但是這顯然和4萬億大規模刺激，比如貨幣放水、十大産業振興、透支性投資刺激不同。”

　　在盧鋒看來，實現“十三五”關鍵要看戰略的執行決心以及政策落地情況。他強調，十八大以來中國的經濟政策基本方針是符合邏輯、有針對性的，堅持正確的政策方針、堅持改革趨向並將其執行到位至關重要。另一方面，即便是好的決策也難以將情況考慮週全，需要不斷研究新情況、新問題。大的方向選對了，然後“逢山開路，遇水搭橋”。

　　“等不得，也急不得，該做什麼做什麼。”這是盧鋒給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