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光遠：穩定民間投資的關鍵在於穩定信心

　　編者按：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7月8日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對當前經濟形勢和做好經濟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座談會上，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遼寧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謝地、上海社科院院長王戰、湖北省發改委主任李樂成、深圳市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吳思康、寶鋼集團董事長徐樂江、美的集團董事長方洪波等結合各自的研究領域、各自地區或各自企業的實際先後發言。另外，來自清華大學的胡鞍鋼教授等專家學者也就當前宏觀經濟運作中的一些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

　　時隔兩年，習近平再次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談了什麼？此前【新常態 光明論】已刊發李楊、胡鞍鋼、謝地、吳思康的獨家約稿文章，以下刊發馬光遠獨家解讀稿件，以饗讀者。

作者：民建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馬光遠

　　今年上半年，民間投資同比名義增長只有2.8%，相對於去年年底民間投資10.1的增速，下滑了6.2個百分點，可謂斷崖式下滑。民間投資佔固定資産投資的比重也比去年同期降低3.6個百分點。高層對於民間投資的下滑極為重視，5月9日“權威人士”在談中國經濟大勢時將“民營企業投資下滑”列為當前中國經濟的第一風險。

　　對於民間投資的明顯下滑的原因，現在普遍的説法是不外乎：鼓勵民間投資的法規政策不配套、不協調、落實不到位；民營企業在市場準入、資源配置和政府服務等方面難以享受與國企同等待遇；融資難融資貴；稅費等負擔重等等。必須承認，這些長期的體制性的因素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是導致民間資本下滑的一些原因。但是，以上這些原因過去多年其實一直存在，為什麼民間投資過去多年能一直保持一個高速增長，而到了今年民間投資卻突然出現劇烈的下滑？這在邏輯上解釋不清。

圖為馬光遠在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發言

　　在7月8日參加習近平總書記召開的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的時候，我圍繞如何穩定民間投資以及如何挖掘新的週期下中國經濟面臨的戰略機遇談了自己的看法。在我看來，對於民間投資的明顯下滑，應該高度重視，對於民間投資下滑的原因，除了以前的制度、觀念等方面的原因外，還應該從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新的發展機遇和挑戰這個大背景入手進行分析。在我看來，今年上半年民間投資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民營企業家對中國經濟未來的機遇缺乏正確的認識，從而導致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出了問題。民營企業家對中國經濟缺乏信心的關鍵有四點：

　　一是對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缺乏深刻的理解，對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增長動力、産業機遇的變化缺乏思想準備，對中國經濟的思考仍然停留在過去，總是以過去超高增長模式下的思維思考中國經濟；二是面對“三期疊加”，以及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的波動，輿論過於渲染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和風險，一旦中國經濟的一些指標出現下滑，一些國際機構和專家就立即唱空中國經濟，動輒言中國經濟會“硬著陸”，動輒預判中國經濟是全球經濟的風暴點。我們看到，今年年初以來，這種看空中國經濟的論調達到了金融危機以來的新的高潮，這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民間資本對中國經濟的長期信心；三是改革不易，由於缺乏長期的預期，民營企業家總是擔心國家鼓勵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會變化；四是從産業看，民間投資78%集中在製造業領域，由於製造業整體處在調整的階段，很多領域按照過去的做法已經很難賺到錢，民間資本從商業角度減少或者壓縮投資是合理的。再加上，在實業困難的情況下，今年房地産上半年的火熱又使得民間投資大量的進入房地産領域“避險”，一部分民間投資出海，到海外尋求投資機會，這都是導致民間投資下滑的具體原因。

　　基於以上邏輯，筆者認為，民間投資當下的下滑具有合理性，我比較擔心的是，一看到數據的下滑，不是從根本上解決資訊問題，而是著急，一著急，就會通過行政命令等方式人為把民間投資的數據拉起來。另一個層面看，民間投資這次出現明顯下滑，未必全是壞事。一方面再次提醒我們，按照過去的邏輯和思維，不做創新，很多産業已經沒有太大的潛力可挖，另一方面，這次數據的下滑，也讓我們再一次認識到民間投資的重要性，以及從根子上解決民間投資的各種困境提供了一個足以聚集最大公約數的共識。應該看到，民間投資的下滑既有當前實體經濟困難的客觀原因，但最根本的，仍然是認識層面的誤區導致對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信心不足。民間投資對中國經濟下一個週期面臨的新機遇缺乏深刻的分析，對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缺乏深入的思考，因此，解決信心問題才是根本。

　　筆者一直認為，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的戰略機遇期沒有結束，但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過去不同。事實上，金融危機八年以來，全球經濟都在尋找再平衡，全球經濟都在尋找新的增長點。美國經濟的復蘇沒有外界想像的那麼強勁，歐洲由於復蘇乏力導致歐盟出現分裂，日本經濟仍然深陷衰退之中遙遙無期，這是全球經濟大週期決定的，由於缺乏新的突破，全球經濟很可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處於停滯的狀態。和全球經濟比較，金融危機八年以來，中國在大國經濟中的表現可圈可點，即使在中國經濟告別過去的高速增長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穩定的表現仍然是全球經濟穩定的基礎，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因此，過度看空中國經濟既缺乏基本事實，也和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不符。

　　而且，從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內涵而言，新常態不意味著中國經濟機遇期的結束，而是迎來了發展的新的機遇。習近平總書記談及新常態，多次表示，在新常態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空間大的基本特質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新的機遇更是實實在在的：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速雖然放緩，實際增量依然可觀；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更趨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發展前景更加穩定；新常態下，中國政府大力簡政放權，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特別是，中國經濟新常態的週期，恰好又是全球新的科技革命發軔之時，新的科技革命為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提供了絕佳的契機和動力。新常態更多的是中國經濟的發展之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徵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對於這個大邏輯，過去過於強調挑戰，強調痛苦，而對機遇挖掘不夠，從而導致對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很多誤讀，這種誤讀又導致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出了問題，這是根本。

　　因此，穩定民間投資的關鍵是穩定民間投資對中國經濟的信心，穩定信心的關鍵是切實挖掘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改革下中國經濟新的戰略機遇，從根本上解決民間投資的信心問題，提升民間投資對改革的信心，對中國經濟前景的信心，對黨和政府長期支援民營企業發展的信心。

　　最後要指出的是，對中國經濟的很多誤讀，也再次説明，抓緊中國特色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性。金融危機的歷史證明，每一次大的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或者調整，都會出現新的經濟學思想和思潮。本輪金融危機已經8年之久，之所以遲遲難以走出，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在經濟學思想方面沒有任何突破，仍然在書本裏找解決問題的答案。很顯然，解決金融危機的藥方不在現有的教科書裏，現有的經濟學思想裏難以找到人類走出危機的答案。思想的貧困，是導致全球經濟仍然在危機中掙扎的主要根源。在這個前所未有的全球經濟的大變革中，中國既要為全球經濟的增長和再平衡發揮重要作用，在經濟學思想層面，中國也要有學術自信，通過中國應對危機的成功實踐，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兩大理論支柱，總結和凝練新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從學術和思想層面提升對中國經濟的信心，為全球經濟走出危機提供真正的中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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