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近年來，黨中央和習近平同志曾多次強調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性。傳媒領域不僅承擔意識形態功能，而且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板塊。筆者認為，必須改革傳播理論和實務中某些“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的做法，加強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和實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傳媒業既要繼續擔當傳播主流價值觀的角色，同時其自身也成為了被轉換、被改革的對象。在這個過程中，傳媒改革在很長時間內被簡單理解為“媒體的市場化”，而以美國的傳播學行政性研究為代表的理論正好與之匹配。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我們有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傳媒經濟”，關注如何把傳媒産業“做大做強”，卻只有較少的研究聚焦于“做大做強為了誰”、“傳媒如何促進社會公平”等話題。

　　中國的傳媒業是鑲嵌在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中的，傳播的格局是整個國家格局的一部分。同時，中國內部的發展不平衡，經濟成分又十分複雜，諸如農民工的媒體使用、全國有線電視數字化改造、中國在全球資訊産業鏈中的地位，這些課題都是中國獨有的，呈現出與西方國家迥異的大眾傳媒與國家社會發展之關係。因此，應該將這些因素有機結合到傳播學的研究中，拓寬中國傳播學研究的視野。

　　傳播政治經濟學發展歷程

　　在西方學界，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馬克思主義譜係的批判理論，同樣區別於西方“主流”的政治學或經濟學。根據筆者的考察，國外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進入中國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個階段。

　　早在20世紀80年代，當代各種傳播理論傳入中國的時候，傳播政治經濟學也幾乎同時進入了中國。《國際新聞界》1979年第1期就刊載了林珊摘譯自赫伯特·席勒名著《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中的文章。但是，一方面，當時中國急於嫁接傳播學行政性研究的理念以及具體操作方法，傳播政治經濟學被“結構性地忽略”了；另一方面，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所批判的問題，在當時的中國並不明顯。

　　20世紀末，國內學界再次集中關注到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20世紀90年代，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傳媒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趙月枝、陳衛星、郭鎮之等學者先後發表了多篇相關的論文，這是中國社會轉型和傳媒改革在學術界引發的反應。

　　2008年以來，在西方新一輪經濟危機中，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再次遭到強烈質疑，也使得今天的中國學者對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種種幻象再次“去魅”，一批學者多年來的論著成為了不能被忽略的聲音。從2015年開始，由趙月枝和呂新雨兩位教授策劃和主編的“批判傳播學”系列叢書陸續出版，這個目前超過20本的包含本土作者著作和譯著的宏大出版計劃，是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著作出版的里程碑。

　　理論的中國化必須打通歷史與當下

　　傳媒研究的確要關注傳媒經濟和傳媒産業，但是中國的傳媒經濟和傳媒産業和西方國家有哪些不同，中國的傳媒經濟是如何發展而來的，其背後的語境是什麼，這些問題如果不加以考慮，我們就始終只能在傳媒經濟學的領域打轉，而無法進入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境界。傳播政治經濟學要求觀察傳媒與社會的結構性變化，這樣的視角將理論與歷史相勾連，反思既有的傳播路徑選擇和制度安排。

　　社會主義不是一個標簽，社會主義旗幟如何傳承至關重要。趙月枝認為，“無論是一般的西方社會理論還是(西方的)傳播政治經濟學，都未能貢獻出必要的理論資源以解析當代中國……隨著底層大眾希望通過抗爭重新找回他們階級權利的獨特形式，領導層也試圖重構文化領導權，從而贏回來自社會底層的支援”。“批判傳播學”叢書的總序言指出，中國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在理論發展上，要考慮“如何面對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挑戰”以及“如何實現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這兩個問題。今天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需要著力推進的工作，是對今天的傳媒現實與歷史上的五四運動、“延安時期”以及“新中國前三十年”這一脈絡的接續與重新解讀。只有看到20世紀中國問題的獨特性與複雜性，才能避免把中國的傳媒改革輕率地等同於西方傳媒的市場化運動，避免割裂新中國“前後兩個三十年”。

　　社會主義理論中很重要的一塊是從馬克思到列寧的黨報觀念。呂新雨認為，“中國的黨報理論在中國革命與民族國家的鍛造過程中，為無産階級作為主體性的建構提供了空間和動力，其建立在階級性之上的公共性是這個國家合法性的來源……馬克思主義黨報理論本身就來源於對資本主義公共領域的抗爭過程，是對其公共領域意識形態霸權的批判。歸根結底，黨報理論的變革和再造是和執政黨自身的變革息息相關”。例如，當前媒體從業人員一直在進行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非常有必要，但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放到特定的歷史脈絡中去體認，而不是一味地讓記者們背誦經典作家的語錄和條條框框的教材？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西方國家的國家意志已經通過其傳媒教育體系、法規體系、媒體的職業規範、新聞機構的選人機制等轉化為媒體的主流價值。馬克思説，“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但是如何讓理論説服普通人，説服媒體人，這項工作任重道遠。

　　為全球傳播提供中國經驗

　　20世紀70年代初，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泰斗達拉斯·思邁斯在訪問中國之後，寫出了《自行車之後是什麼？》一文，此文在西方産生了廣泛影響，但卻長期沒有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站在今天回望，“自行車之後”提示中國人要考慮如何發展自己的技術與文化。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奠基人的思邁斯，預言了當下中國在技術/經濟發展起來之後出現的公共(文化)産品供給不足，(文化)消費主義風行的局面。

　　今天的中國傳媒研究存在兩套平行的話語體系：談到意識形態，我們可以援引出很多經典作家的話語；但是談到創收和盈利，我們又特別倚重市場和資本的力量。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看，這兩套話語其實應該是交織在一起的：在任何一個國家，傳媒在意識形態功能上的順利執行，是其能在市場上從事經濟活動的前提；而其獲得經濟收益，又是其能進一步執行意識形態功能的保證。目前的問題在於，很多人習慣於“去歷史化”和“去語境化”的敘述，將傳媒産業化直接與“資本運作”掛鉤，而一旦進入這個鏈條，必然是將原來的讀者、觀眾轉化為“用戶”。從早先的“工農兵”，到後來的“讀者”再到“受眾”和“用戶”，傳媒的公共服務屬性被淡化了，因為“用戶”必須是能帶來經濟價值的群體，而不是整個社會公眾。

　　任何一個經濟體和社會共同體都需要市場，但是當市場本身成為吞噬國家和社會的勢力時，它就變成了一個異化的力量。正如在美國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者洪宇所言，“中國媒介行業的文化體系改革需要尋找企業發展和公共服務之間的黃金平衡點”。今天的中國如何實現傳媒領域的“市場化”與“公共性”的平衡，都不是通過“黃金分割線”的計算可以找到的，這必須來自中國的實踐。

　　這種實踐可以稱為“另一條路徑”(Alternative path)，因為它既不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也不是蘇聯等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能否實現這條路徑，不僅僅取決於理論家，更在於國家層面和普通民眾。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解決問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是要往那個方向去努力，批判性的工作任重道遠。因此，在傳播政治經濟學中，“可能性”是一個經常出現的字眼，因為“可能性”是對主體的一個要求，只有不放棄，才有可能性。中國傳媒改革之初，一度認為全世界的傳媒都應該是某種樣子，看不到第二種可能性，而傳播政治經濟學讓我們看到其他的可能性。如何將社會主義的傳媒與市場經濟更好地結合，從學術的角度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的新聞傳統，用中國的研究成果去對話全球左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這些工作任重道遠。（作者：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 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