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高速增長。在速度變化的背後，更重要的是結構調整和增長動力轉換。在原有發展動力減弱的情況下，如何加快培育發展新動力，實現新老動力的平穩轉換，成為“十三五”時期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要“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按照這一要求，加快培育和形成發展新動力，在供給方面，要進一步優化要素配置，全面提升要素生産率；在需求方面，要有效發揮消費、投資和出口的協調拉動作用。必須加快相關領域改革，切實轉變發展方式，使我國經濟由以往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驅動，轉入更多依靠效率提升、創新驅動的軌道。

　　一、優化要素配置，推動新技術、新産業、新業態蓬勃發展

　　過去30多年我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要素生産率較傳統計劃經濟時期明顯提高，但更多地還是依靠要素數量的增長。近些年來，我國的發展條件和發展環境出現了重要變化，如勞動年齡人口總數已經連續多年下降，勞動力、土地、環境等要素成本持續上升，重要工業産品相繼出現歷史需求峰值等，導致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有所下降。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必須把著力點更多地放到提高要素生産率上。這樣，全面提高要素生産率，就成為“十三五”乃至更長一個時期經濟工作的一項中心任務。

　　全面提高要素生産率，需要推動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的合理流動，進一步提高其配置品質。理論分析和實際經驗都表明，那些效率低的行業、地區和企業，通常都存在要素流動不暢的問題，或者流動不了，或者流動不足。低效的要素出不去，高效的要素進不來，長此以往，落入了低效率困境，且難以擺脫。其原因主要還是體制機制和政策問題，如行政性壟斷、準入限制不當、市場主體地位不平等、企業體制僵化、要素市場發育滯後等。據有關研究，我國不同行業、企業、所有制之間的生産率差距相當明顯，通過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提高效率的潛力很大。強調培育發展新動力、提高要素生産率，首先要關注已有的增長領域，在老領域中挖掘新動力。例如，在石油天然氣、電力、鐵路、通信等存在行政性壟斷的領域，通過放寬準入、鼓勵競爭，將會有效降低成本，提高産品和服務品質，同時也將帶來可觀的投資機會。

　　培育新的發展動力，更多地要著眼于新領域，激發創新創業活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産業轉型升級、新技術的創新和推廣，將可能催生某些新産業，但從大的方面看，出現類似房地産、鋼鐵、汽車等能夠帶動經濟增長上大臺階的支柱性産業的可能性較小。新常態下，新增長點將主要以新技術、新機制、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等形態出現，如“網際網路+”、綠色發展、機器替代人工等。它們通常影響到大多數乃至所有行業，是“覆蓋式”的；其特徵主要不是外延式擴張，而是內涵式地提高效率。以“網際網路+”為例，近年來在零售環節發展很快，通過降低成本、擴大消費選擇範圍、改進産品和服務品質等，表現出多方面優勢，已經成為增長最快的領域之一。從發展前景看，如果説網購是“序幕”，網際網路與生産過程的深度融合將可能成為“重頭戲”。“網際網路+”已經成為當前創新創業最為活躍的領域之一，同時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市場和有競爭力的産業配套條件，還面臨著産業大規模洗牌重組的機遇，完全有可能在這個領域涌現出一批世界級的技術、産品、商業模式和大企業，進而實現具備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

　　二、調整需求結構，更好發揮消費、投資、出口的協調拉動作用

　　我國經濟以往的高增長得以持續，從需求角度看，主要是依託高投資。近些年，隨著增長速度放緩，需求結構發生了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變化。2015年前三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産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58.4%，比上年同期提高9.3個百分點。出口增速由過去20%以上降到兩位數以下，貿易順差佔國內生産總值比重也相應下降。我國經濟已經轉變為更多依靠消費和內需帶動的經濟。在這種背景下，如何更好發揮消費、投資、出口的協調拉動作用，對穩需求、穩增長，在需求方面培育發展新動力，意義重大。

　　消費在增長中的基礎作用更為凸顯。以往較長一個時期，我國消費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只是由於投資的增長速度更高，於是形成了消費比重偏低的現象。隨著整體經濟速度放緩，特別是投資的明顯減速，消費增速也會出現一定程度的放緩。在這種情況下，保持消費相對較高的增速，對穩需求尤為重要。在穩定傳統基本需求的同時，要重點關注新的消費增長點。例如，在過去一些年，汽車、移動通訊設備等産品消費，佔到居民消費增量的較大比重。在數量增長的同時，要著力提高消費品質，引導消費向智慧、綠色、健康、安全方向轉變。在産品消費逐步得到滿足的基礎上，增長的重點將轉向服務消費，包括旅遊、養老、休閒、體育、文化娛樂等領域的消費。應當保持和加強這些領域已經出現的增長加快勢頭，帶動居民消費結構上一個大的臺階。

　　投資在增長中的作用仍為關鍵。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投資減速最為明顯，但這並不意味著投資不再重要。要使經濟在較長一個時期內保持中高速而非中低速以至低速增長，投資依然起著關鍵作用。以往較長一個時期，房地産和基礎設施投資佔全部投資的50%左右，製造業投資佔比在30%以上，而製造業投資又在較大程度上依賴於房地産和基礎設施投資。目前房地産投資的歷史峰值期已過，基礎設施的投資空間也逐步收縮。在穩定並適應房地産、基礎設施投資變化態勢的同時，投資重點要相應轉向推動農業現代化的多方面投資、推動製造業轉型升級的設備投資和生産性服務業投資、推動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資訊消費投資和服務消費投資等。在調整和優化投資結構、保持適當投資增長率的同時，更重要的是改進投資效率，擴大有效投資，提高投資産出比，使投資更好地成為提升效率、創新驅動的載體。

　　出口對增長的支撐作用也不可低估。近幾年我國出口增速減緩，有國際金融危機後全球增長乏力的影響，但主要還是隨著我國勞動力、土地、環境等要素成本上升和人民幣匯率升值，出口競爭力相對下降所致。這一變化符合國際經驗和發展規律，也有助於減輕貿易順差比重過高帶來的壓力。然而，保持出口適度增長仍很重要，且面臨不少新的挑戰。我們需要更好地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更好地在全球範圍內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為此必須加快出口産品和服務的轉型升級，提升勞動密集型産品出口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增強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産業的競爭力。同時，要與資本的引進和輸出相結合，有效提升我國産業在全球供應鏈上的位置。一方面，增強對外投資和擴大出口的結合度，使二者相互支撐、相互推動；另一方面，也要繼續引進外資、增加進口，更好利用境外的技術、管理、商業模式、人才等，在更大範圍內優化配置資源，推動我國一批行業和企業形成長期穩定的國際競爭力。

　　三、切實促改革、轉方式，使我國經濟轉入效率提升、創新驅動的軌道

　　培育新的發展動力，不論是供給方面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要素生産率，還是需求方面協調發揮消費、投資和出口的拉動作用，都要求深化相關領域改革，在轉變發展方式上取得實質性進展，進而實現發展動力的平穩轉換。

　　首先，按照負面清單管理辦法，進一步放寬準入。既要“放小”，改革商事制度，便利小微企業的進入和發展；也要“放大”，重點在石油天然氣、電力、鐵路、電信、金融等領域破除行政性壟斷，引入行業外大的投資者，激發競爭活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加快戶籍制度、土地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改革，推動城鄉之間人員、土地、資本等要素雙向流動、優化配置。轉變城市發展方式，使以往孤島式城市變為分工合理、相互依存、協調發展的網路型城市體系，並以此拓展新的投資空間。

　　其次，加大嚴重過剩産能調整力度，積極推進産業重組。重化工業等領域産能嚴重過剩，是近期工業品出廠價格和工業利潤下滑的重要原因。必須使市場在結構調整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加快違規、低效産能的退出，妥善解決人員安置、債務負擔等問題。積極探索“網際網路+”優化配置資源的有效途徑，著力破除行政區劃、所有制等方面的阻隔，在優勝劣汰的基礎上加快産業重組，培育和強化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再次，促進創新資源的合理流動，營造創新創業的有利環境。創新活動有其內在規律。促進生産要素流動，尤其要重視創新要素的合理流動和集中，形成若干個創新型城市和區域創新中心。政府要從以往的“重扶持”轉向“重環境”，避免制定具體技術路線，儘量不搞對特定企業的扶持，著力形成和維護公平競爭秩序，保護智慧財産權，提升人力資本品質，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形成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適宜環境，學會更多地用適應市場經濟規律的辦法促進創新創業。

　　第四，穩定和發展資本市場，為産業升級、創新驅動提供有效金融支援。以往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對引進技術為主、追趕型的增長提供了較為有效的支援，但已不適應新常態下産業升級、創新驅動的需要。應加快資本市場改革，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避免或減少資本市場大的起伏，重點發展與轉型升級、創新創業相適應的金融工具，提高企業的股本比例。將“去産能”與“去杠桿”相結合，降低並化解金融風險。發展和完善政策性金融工具，創新投融資模式，積極探索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有效方式。

　　第五，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品質和水準，以開放促改革、促轉型。新形勢下對外開放既有挑戰，更有機遇。在我國深度參與全球分工的態勢下，要爭取佔領全球貿易投資規則制定的制高點，由以往的被動應對逐步轉到主動引領。加快國內自貿區的創新和發展，將成功經驗複製推廣到其他地區。進一步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吸引外資企業將高水準研發中心和其他優質資源佈局到中國。對外投資應將重點放在吸收利用國內短缺的技術、管理、品牌、供應鏈、行銷渠道等要素上，取長補短，努力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提升。以服務業為重點推動更高水準的對外開放，在教育、醫療衛生、體育、文化娛樂等領域，以對外開放帶動對內開放，激發競爭活力和需求潛力，為經濟穩定持續發展擴展新的空間。

　　(作者係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