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聲音聚焦稅改 結構性減稅2017年繼續加碼

　　經歷了“跑路風波”的全國政協委員、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來北京參加全國兩會這幾天，沒有再談減稅，而是把目光盯住了教育。

　　“自從我談了減稅這個話題以後，國家方面很重視，派出了調研組到很多企業去調研。這個問題我相信能得到解決，但是需要時間。”3月3日，曹德旺在經濟組駐地鐵道大廈告訴《華夏時報》記者。

　　不過，曹德旺雖然已經“淡出”了減稅話題，但減稅的聲音還是時常會在代表委員中被提及。《華夏時報》記者在兩會現場看到，多位代表委員提交了關於“減稅”、“減負”的建議、提案。企業家代表委員們在這個時候，都紛紛建言獻策，希望能將減稅進行到底。

　　就連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新聞發言人王國慶也表示，全國政協已經做出安排，今年將圍繞營改增的執行情況開展監督性調研。

　　稅負重不重？

　　曹德旺近日發佈的福耀玻璃2016年年報顯示，年總營收為166.21億，同比增加22.45%，上繳國家稅收總額為21.03億，上繳稅收佔其凈利潤的比重為66.89%。而2011年-2016年間，福耀合計繳稅89.89億元，佔其凈利潤的比重為69.55%。

　　“把錢捐出去和繳了稅，對我其實沒有區別。這可能和別的企業情況還不一樣。”曹德旺在回應《華夏時報》關於福耀六成利潤用來繳稅的提問時表示。

　　事實上，對於全國人大代表、佳都集團董事長劉偉來説，將利潤納入稅基的企業所得稅就是一個亟待改革的稅種。

　　儘管從企業所得稅稅率來看，中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低於歐美。不過，企業所得稅只佔國內整體稅費負擔的一小部分。曹德旺此前表示，美國只有所得稅，中國除了所得稅，還有其他稅負，比如增值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土地使用稅、房産稅、車船使用稅。

　　不僅如此，全國政協委員戴皓發現，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企業特別是民企所負擔的稅收、社會保險、各種收費罰款、利息、能源、運輸、土地房租等各種成本並不輕鬆。在戴皓看來，企業稅費負擔重，是因為減稅清費措施沒有到位。

　　“一些企業感覺負擔較重，除了用電，還要面對其他生産要素成本不斷增加。減稅降費無疑能給企業減負，但降低要素成本也很急迫。”全國政協委員、內蒙古蒙草生態集團董事長王召明表示。

　　據社科院經濟所調查，民營實體經濟的利潤，1982年時只有2.4億元，佔GDP比重僅為0.045%，1995年升至31.93%，其後逐年下降，到2015年時，規模雖為33853億元，但是佔GDP的比重卻下降到5%左右。

　　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排名，中國企業總稅率高達68%，位列世界第12位，只比排名11的巴西(68.4%)略低一點。總稅率排在中國前面的國家主要來自非洲和南美洲的欠發達國家，而主要發達國家總稅率都低於中國，比如德國48.9%、美國44%、英國30.9%，金磚國家中的俄羅斯則是47.4%。

　　但在王國慶看來，權威統計數據顯示，中國企業的宏觀稅負和主要稅種稅率的稅負水準，在世界大多數國家當中都屬於中等或偏低。

　　“企業稅負的高低可以從宏觀稅負和企業的主要稅種稅率兩個維度來衡量。有的專家也認為，因為中國的稅叫間接稅，我們是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企業對稅費的痛感特別敏銳，稍微有一點就感覺到了。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除了稅以外還有費，加上各種不合理收費轉嫁到企業身上，企業感到的實際負擔就重了。”王國慶表示。

　　王國慶的判斷顯得非常客觀：“去年營改增減稅5000億元，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事實，是真金白銀拿出去的，或者説是少收上來的；但是具體到每一個企業，獲得感肯定會有差異，因為增值稅特殊的抵扣機制，對納稅人的會計核算和納稅管理的要求更高。另外，受投資週期、資本構成、管理情況以及營利能力等因素的影響，納稅人的稅負水準在不同的時間點存在一定的波動，並非每一個納稅人在每一個時間點稅負都是下降的。”

　　減稅將加碼

　　工信部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發佈的《2015年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顯示，79%的企業反映“人工成本快速攀升”，66%的企業反映“融資成本太高”，54%的企業反映“稅費負擔重”。

　　戴皓則發現，成本高企帶來巨大衝擊。人力、資本、能源等要素快速上漲，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需要的成本：2010年為83.94元，2016年6月增長到85.79元。

　　“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率下降，許多企業經營狀況欠佳，利潤率下降。企業投資積極性降低，資金不願進入實體經濟，而是大量流入房地産業。隨著歐美國家紛紛提出降低企業稅負的政策，在與發達國家企業産品競爭不佔優的前提下，如果在稅負上還承擔著更大的壓力的話，那麼中國企業的競爭前景堪憂。因此降低企業稅收負擔，增強企業活力，已經到勢在必行的地步了。”劉偉2月28日接受《華夏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此外，融資成本不斷增加，也讓風險慢慢累積。企業每百元利潤支出的財務費用從2010 年16元增加至2015年21元。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數據，2015年6月，中國非金融企業的債務相當於GDP的163%，國際經驗顯示，這一比例達到90%就會積聚較大風險。

　　戴皓建議，應進一步加大減稅清費力度。

　　“當前我國的稅費徵收管理仍不規範，涉企減稅清費尚有較大空間。應按新版《立法法》稅收法定原則，加快與企業有關稅收的立法，取消不合理稅種。結構性減稅的重點應該是大幅降低非稅收入，尤其是清理整頓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在宏觀經濟形勢不景氣，中小企業經營壓力特別突出的時期，尤其需要採取臨時性的稅收減免措施。”戴皓稱。

　　在曹德旺看來，儘管納稅是企業的義務，不過，在現存稅制中，有一些對企業家略嚴苛的方面，希望能夠適當改善。

　　按照財政部新聞發言人歐文漢2016年的表述，財政部2016年減稅目標是，全面完成營改增改革，並研究完善有利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稅收政策體系；降費方面，包括全面實施清理規範政府性基金方案和加大收費減免力度，研究將對小微企業免征有關行政事業性收費的政策擴大到所有企業。這樣的減稅思路或將延續到今年。

　　在社科院專家看來，降稅新思路的優點主要在於，充分發揮積極財政政策的杠桿作用，激發企業投資的內生動力，與擴大內需激勵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