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Ｇ20首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26日在中國上海開幕，這是中國接任Ｇ20主席國後召開的首個高級別會議。

　　此次會議的開幕恰逢中國佈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百日之餘，而結構性改革也成為貫穿全年的Ｇ20財金渠道的重要議題之一。

　　“供給側改革”是中國最高領導層提出的最新經濟概念。從去年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首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抓好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再到今年1月26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研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表明這項改革即將進入具體實施階段。

　　“一邊是人民群眾有高品質、高品質産品的需求，一邊是中國人‘買斷’了全世界，從ＬＶ包到尿布，這些産品不是中國不能生産，而是從品質、環境到專利的監管不完善，大家不能放心。”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以調侃方式形象地道出了中國正在進行的供給側改革的初衷。

　　樓繼偉在當晚會議開幕式上致辭時説，為了實現世界經濟復蘇增長，Ｇ20一致認為，結構性改革是根本解決途徑，應建立結構性改革量化評估框架，鼓勵各國協同一致推進結構性改革。

　　在會議當天舉行的Ｇ20結構性改革高級別研討會上，樓繼偉描述了中國供給側改革的思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特別關注改革順序和配套政策，如去産能、簡化行政審批、針對性減稅、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等。

　　“中國經濟轉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有一個市場化機制。中國基礎設施、房地産需求下降以後，煤炭鋼鐵産能過剩，此時放鬆貨幣政策作用有限，只能實質性去産能，才能使價格回升，回歸正常發展。”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説。

　　去産能之後，下崗工人怎麼辦？樓繼偉透露，財政必須給予必要的支援，今年財政就有這樣的預算，如給予下崗工人足夠的支援。下一步要做的是，增強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

　　過去5年，世界銀行幫新興國家實施了諸多結構性改革措施。從世行的經驗來看，最大的挑戰在於這些國家要處理好改革的短期成本和長期效益之間的關係。

　　“即使是良好順序的改革，也要面對艱難的改革過渡期。社會保障體系設計很關鍵，要科學診斷和判斷，哪些是受益群體，哪些是受害群體，如何幫助他們對衝這些風險。”世行常務副行長兼首席運營官英卓華認為。

　　“很多國家不願看到産能調整、投資減少，認為這在短期會影響個層面投資，低投資則帶來低增長。結構性改革在某種程度上會帶來經濟收縮和下滑，對於這一點要有心理準備。”英卓華説。

　　劉世錦認為，中國這些年對小微企業放鬆管制做了大量工作，成效顯著，但還有很多産業，包括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金融、醫療、教育、文化，很多要通過放鬆管制，鼓勵競爭來實現降低成本。此外，農民工市民化，大城市居民郊區養老，城鎮化和城市圈的發展還將釋放更多潛在需求。

　　從其他Ｇ20國家來看，也有很多結構改革成功的案例。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德國經濟表現出較強的韌性，繼續成為引領歐洲經濟增長的核心之一。這得益於德國90年代初以來，加強結構性改革，不斷優化要素配置，有效激勵創新，本國核心競爭力得以增強。

　　在結構性問題積累比較嚴重的一些國家，如經濟危機中遭受重創的愛爾蘭、西班牙、義大利等，通過在金融部門等方面堅持推進結構性改革，經濟增長有了明顯起步，失業問題也逐步改善。

　　大會上，墨西哥和印度的結構性改革也引發關注。墨西哥26個月內啟動了13項改革，強大的政治意願是短期內實現改革的重要原因；為應對全球經濟困境，印度大規模發展製造業，重視商業，鼓勵創業，讓私營部門發展，根除多項經商壁壘，打造數字化印度，實現更廣泛、更包容的增長。

　　“我們都意識到結構性改革需要制定優先領域和一般原則。創新、貿易、監管、投資、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對於創造就業和投資都有作用。結構性改革能夠改善生産率，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但需要強大的領導力、政治勇氣和政治決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古裏亞説。

　　“不要在學會走之前就想跑。”國際國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提醒，對發達經濟體而言，推動技術創新的改革能産生顯著回報；對新興經濟體而言，加強産權和資本市場改革則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