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93年為基的2000年至2007年中國全要素生産率（TFP）指數

　　2015年12月7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十三五”規劃編制工作國內外專家座談會（以下簡稱“座談會”），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位列其中。中國結構性改革的雙重因素恰與作為 “市場失靈”旗手的斯蒂格利茨的思想相契合。

　　需求側：宏觀調控保持高增長 開啟“中國世紀”

　　城鎮化過程是是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環節。“中國畢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城鎮化仍是中國最大的內需。”。李克強總理在座談會上表示，下一階段，中國政府仍將要抓住城鎮化、中西部鐵路等需求側的“缺口”和“短板”，擴大有效投資。

　　而斯蒂格利茨也曾因“城鎮化”的判斷為國人所熟知。21世紀之初，斯蒂格利茨即指出，中國的城鎮化和以美國為首的新技術革命將成為影響人類21世紀的兩件大事。2014年，斯蒂格利茨撰文認為，中國需要一場變革，必須要從出口導向型經濟結構轉向更多的國內需求，這樣才能使經濟增長持續。

　　需求側自然需要更有效的投資。然而，需求結構、投入結構、産業結構的失衡，過剩産能的現實讓投資驅動遭受爭議。早在2013年，《經濟日報》即發表文章稱，投資驅動型發展模式是導致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癥結所在，因此調整經濟結構必須把改變投資驅動型發展模式作為主要著力點。因此，有效投資並不是重回投資驅動的老路。

　　“要擴大公共投資拉動需求，國家和地方層面的公共財政都需要改革。”斯蒂格利茨強調。中國政府實踐的宏觀調控一直為斯蒂格利茨所讚賞。事實上，2008年以來的資本市場危機延續至今，發達經濟體仍未實質走出經濟低迷的狀況，而中國政府在2008年之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則保障了中國的高增長，並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2012年到2015年之間，中國已經在儲蓄方面高過美國，現在中國大概有四萬億美元的儲蓄，佔GDP的51％左右，而這一數字比美國的2.8萬億美元多了一半左右。”斯蒂格利茨在論文中説道，“考慮到近幾十年中國經濟的騰飛，我覺得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也不足為奇。”

　　供給側：創新提升全要素生産率水準 實現十三五目標

　　古典經濟理論中，經濟的發展過程將呈現趨同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將經歷相似的收斂路徑。然而，近幾十年的全球現實讓這一觀念飽受質疑。上世紀後半葉崛起的亞洲四小龍，在20世紀後期取得了顯著的成功，並遠遠超出了很多經濟學家的預期；與此同時，經歷過高速增長的南美國家如古巴、阿根廷等，均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揮別了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

　　“增長的目的不在於增長”從而構成斯蒂格利茨反思發展經濟學的主題。對斯蒂格利茨的反思性建構，李克強總理表示贊同。座談會上，他表示，“我們（增長）的目的不是‘增長’本身，而是通過經濟增長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所以我們從‘十二五’規劃編制以來就一直明確，GDP要和居民收入同步增長。”

　　斯蒂格利茨認為，自從半個多世紀前索洛所做的開創性工作以來，每人平均收入增長的主要源泉一直被公認為是技術的進步。然而，知識水準的提高是增長的根源這一論點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更具有説服力。從而，提升全要素生産率的關鍵在於創新。

　　而這與總理的發言相合，座談會上總理表示，創新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科技創新，一個是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産力的體制機制創新。兩個創新有機結合起來，才能推動全要素生産率提高。”

　　事實上，中央關於制定“十三五”規劃的《建議》中，5個發展理念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創新發展”。斯蒂格利茨也在座談會上讚許稱，中國已經對發展創新型經濟作了“正確的強調”，未來政府要進一步加大力度支援創新。“創新驅動”和“消費驅動”將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動力源，並將成為十三五期間GDP維持高增長和每人平均收入提高的雙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