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起源於古時人類對於固定時段或地點進行交易的場所的稱呼，狹義上的市場是買賣雙方進行商品交換的場所。在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出現過四次深化，即古典經濟理論的“自由放任”秩序；新古典的“完美”價格機制；宏觀經濟學的“需政府干預”；新制度的“産權明確是前提”。研究認為，股票市場只是市場細分的一個領域，其具有嗜血與逐利的雙面性，因此從世界成熟股票市場發展來看，外力幹勁很少發生，更多時間是其由市場自身調節而運作，價格上行與崩潰等任何時期都體現出不同股票價格的變化。中國A股市場作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興特色雖然有時需要政府救市，但頻率如此之高，恐怕對股票市場化發展形成不利影響，使得投資者預期與投資者理念産生較大偏差。

　　筆者研究中國A股歷史運作軌跡發現，A股市場呈現出明顯的頻繁救市軌跡如果加上今年6月中下旬“股災”後的救市，已進入第九次典型的救市運作。如果我們以1990年為A股發展的起點，在25年的A股運作週期中，平均2.78年就會有典型的救市行為在市場呈現。從此數據來看，A股在全球資本市場的發展中，政策干預性極為明顯，雖然其為新興市場，但頻率如此之高的救市，的確是需要監管層、市場主體及投資者深刻反思的。

　　資本市場是市場經濟最為典型的交易場所，本應遵循優勝劣汰、競爭淘汰的機制，多空交易雙方的市場規則為最高法則，但由於多種因素的影響，這一體制在A股市場運作過程中卻難體現，績差股、重組股、虧損股、首日交易特待的新股往往成為市場表現的明星，投資回報理念、風險意識在市場頻繁救市的軌跡中被淡化。運作軌跡顯示，每次救市不久，市場再回低迷，低迷到市場化淘汰時，政策救市再次登臺，刺激過後，再出淪回，市場步入了一個非正常的資本市場週期，“政策市”成為我國股票市場的代名詞。

　　從歷史來看，筆者認為最初的1990年、1993年、2005年三次救市是必要的。1990年為股票市場的開創期，引導與振興發展股票市場的信心需要在高層引起；1993年的四不政策及三大利好，解決了股票市場跌向325點深淵的投資矛盾；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所引發的國家級層面的推出，利於解決市場流通與非公平持股問題。而其他6次包括今年6月中旬以來的救市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使得市場多空博弈呈現偏向性，使得股票市場規則出現偏差，也不利於投資者對股票市場風險與機會的認識，更不利於市場定價與市場化、泡沫化崩潰的自然反映。

　　近年來，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可謂突飛猛進，監管層近年也多次提及未來股票市場發展的方向是市場化與法制化。應該説這個在方向是符合股票市場發展的，相關部門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減少政策對股票市場的干預，但通過市場實際運作來看，依然無法擺脫市場出現泡沫性崩跌或市場整體性重挫時的政策性干預。

　　股票市場是一個多空爭奪的市場，多與空是相對轉換的，市場通過公平的多空轉換與爭奪，利於股票價格的合理形成機制，有利於投資者理性判斷市場風險與機會。從世界主要資本市場來看，政策或政府性救市往往發生於特別重大的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之時，當市場競爭機制失效或多空雙方呈現極大扭曲之時，才可能出手，但即使是救市也是通過市場化與法制化的手段進行。比如美國金融危機之時，美國通過QE政策、制訂大公司金融救援方案（法律通過後）等樹立投資者信心。比如對於當時世界保險業影響最大的公司AIG的金融救援，市場資訊顯示，2008年11月，美聯儲在法律認可背景下，決定向AIG提供600億美元貸款，而9月份公佈的最初貸款計劃為850億美元；同時，財政部將以400億美元換購AIG優先股（危機消除後，公司需贖回），並投入525億美元購買AIG持有或擔保的抵押貸款證券。方案還包括凍結AIG70名高管的紅利以及對離職補償加以限制等內容。

　　筆者研究發現，美國《證券交易法》、《資訊公開法》及相關市場規則同時也制約著其干預市場的狀況，其相關資訊對於納稅人與投資者公佈，比如購買兩房債券的數量、交易是否符合交易規則與法律、週期內政府參與資金及退出等。這一切的政府救市實際上是一種在遵循法律與市場化的原則下進行，證券市場規則依然保持著不可逾越的底線。因此在美國百年市場發展過程中，儘管資本市場多次危機重重，但政府並沒有體現出頻繁救市的軌跡，而體現更多的是市場化與市場規則的嚴肅性，退市與上市公司數量不斷數量性迴圈，這也是優勝劣汰與自由競爭市場經濟的市場反映。

　　從香港市場情況來看，“買者自負”是市場化的最大體現，市場規則不容違背，多空雙方爭奪，投資人自己完全承擔風險與收益，政府救市也只是出現在一個金融危機明顯的時期，其並無頻繁性。

　　筆者認為，中國股票市場的頻繁救市實際上不利於市場機制的完善，也可能使市場經濟為典型代表的股票市場功能性倒退。對A股市場出現的頻繁救市實際上應反思，反思市場的規則，比如非公平交易制度的現實性、新股非公平的首日特別待遇、機構投資者集中持股的內線交易打擊、市場主體參與操縱股價及違規則減持等。目前在股指期貨波動、套利模式增加且波動性較強的A股市場，現行的T+1交易制度（機構與期指等可以實現T+0），明顯暴露出交易制度的缺陷。此次暴跌後救市不如為切實推行交易制度公平快速改革，讓市場體現市場化的風險與機會，讓投資者公平地進行交易選擇是當下較為關鍵之舉，其現實性與必要性更似勝於頻繁救市。因此，A股市場在此次大規模的救市後，監管層及市場主體應反思，堅定完善市場規則，堅守底線，切實維護股票市場法律與規則等，或才可能在未來減少頻繁救市，進而推動我國股票市場的健康發展。

　　（作者係九鼎德盛金融證券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