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爾多斯就此崛起，就像曾經的煤城大同、陽泉一樣，輸出動力煤，為中國這個迅速膨脹的經濟體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逼近或超越兩位數的經濟增長速度，經過經濟齒輪傳導到這裡時，已經放大了數倍。我們看到，2000年之後的鄂爾多斯，經濟總量隔一兩年就翻番。就像上世紀80年代初，“有水快流”曾經主導了山西的資源型經濟一樣，全國市場對能源的饑渴，觸動了這座城市的資源開發熱潮，自身也以超過30%的速度提升。

　　在上一輪經濟增長週期內，這種對動力的需求是如此強烈：從華北到華南，各個地方都在開工工業項目，新建的火電機組功率不斷攀升，黑色的煤燃燒成了紅色的火，啟動了整個經濟。

　　在這一時期的鄂爾多斯大大小小煤礦中，不論是國有企業神華，還是不知名的小煤礦，運煤車排成了長隊。人們爭先恐後交錢，搶奪一個優先裝運煤炭的機會，採煤的機械還沒有啟動，財富已經滾滾而來。那時，常常能見到的場景是：煤老闆們幾乎天天背著整袋子的鈔票去存款。財富製造機器製造了鄂爾多斯第一輪富豪，而這樣的富豪，也成為了新的財富發動機，帶動了鄂爾多斯相關産業的富豪産生。

　　“鄂爾多斯每人平均GDP將超香港。”2009年，時任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連輯一句不經意的話，讓鄂爾多斯進入到了全國媒體的聚光燈下。

　　曾任星河灣CEO的樑上燕剛到鄂爾多斯時，遇到一個問題：租不到房子住。那時，在內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市，租一套100平方的房子年租金要6000元，在鄂爾多斯要6萬元。那時的鄂爾多斯是個財富聚集之地，星河灣豪宅項目在東勝到康巴什的公路邊上拔地而起，各種私募基金、各種私人銀行、各種奢侈品代理商，雲集在小城東勝大街上。

　　巨量財稅收入，帶來的是鄂爾多斯各級政府官員巨大的豪邁感，亦為康巴什新區建設提供了充足的財力支援。一個新城市，在沒有任何基礎設施的茫茫草原上建立起來，這個城市的主導者們認為，鄂爾多斯的人口集聚還非常不夠，在鄂爾多斯區域內，完全可以形成數個百萬級的大城市，成為西北區域的中心。由此，十幾個大型工業園區相繼開工建設，原有的138個鄉鎮撤並成了48個，鄂爾多斯進入了一個加速城市化的進程中。

　　從蒙西到中國

　　應該説，鄂爾多斯作為欠發達地區的後發優勢，一定程度上成就了這樣的繁榮。在這塊土地上，國有經濟並不發達，對社會資源的掌控力有限，屈指可數的幾個企業，也都及時進行了民營化改革。在發展機遇驟然來臨時，迅速催化出了一批民營能源企業，並成為支撐經濟翻番的支柱。

　　在鼎盛時期的鄂爾多斯，這裡涌入了無數研究機構，從各種角度解讀鄂爾多斯現象。而來自鄂爾多斯自身的提煉是：政府強勢主導、企業市場運作、要素集聚優化、經濟自主增長。“企業市場運作”，可以説較為客觀地評價了鄂爾多斯現象。在上世紀90年代之初，央企神華集團較早完成了對優質資源的佈局，並以此為基礎，成長為世界最大的煤炭集團。此時，廣袤的鄂爾多斯高原，就像一片空白的大地，可以任由民營資本發揮。

　　這一波民營資本的黃金時代，肇始於90年代後期，前伊克昭盟盟委書記雲公民提出，讓民營企業坐正席，唱主角。鄂爾多斯較早的完成了國有股的戰略性退出，並全面放寬民營企業市場準入。

　　2003年，除了鐵路、熱電、管道等基礎設施産業，鄂爾多斯的本土企業全部民營化，鄂爾多斯集團、伊泰集團、伊東集團、億利集團成為大型的民營集團，他們被稱為開創鄂爾多斯民營經濟先河的四大集團。

　　伴隨著鄂爾多斯經濟的飛躍，四大集團獲得了爆髮式的增長，並且先後突破了原有的産業，成為多元化發展的集團。其後，民營資本全方位出擊。東方路橋集團，由公路工程局改制而成。民營的萬正集團，則兼併了國營酒廠。一個實力雄厚的民營企業群體，迅速崛起，在鄂爾多斯經濟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短短的十年間，四大集團培養了一大批經營人才。這些經營人才獲得了必要的積累後，又先後二次創業，掀起新一輪的創業熱潮。這些企業傢具有熟絡的人脈聯繫，多數企業之間，有著數不清的淵源和親緣。

　　不過，這些民營企業家群體，卻有著區別於其他地區的特質。以資源型經濟為主的地區，在經濟運作中，政府天然有著巨大的主導權，在資源分配、安全監管等領域，政府官員具有生殺予奪的權力。這使得鄂爾多斯的民營企業，一方面有別於山西和黑龍江等地，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可以迅速抓住機遇，填補煤炭市場的機遇;另一方面，這些強大的民營企業，因為脫胎于政府管制並依附於強大的政府，仍與政府保持著千絲萬縷的利益聯結。

　　這種特殊的政商關係，伴隨著鄂爾多斯崛起的整個歷程。時至今日，鄂爾多斯眾多以能源為主的企業集團，已經擁有了強大的實力，但其投資的區域，仍聚集在鄂爾多斯區域範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