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世界銀行的劃分，一般認為“中等收入”經濟體是指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介於約1，006美元到12，275美元的經濟體。低收入經濟體為1，005美元或以下者，高收入經濟體為12，276美元或以上者。世界銀行數據顯示，以現價美元計，2010-2013年，中國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分別為4，240美元，4，900美元，5，720 美元和6，560美元，顯然中國已經是“中等收入”經濟體。

　　由於低收入國家處在經濟起飛階段，高收入國家已經獲得了在勞動生産率方面的優勢很難出現經濟持久停滯不前的狀態，而“中等收入”國家從依靠資源和廉價勞動力的經濟優勢到高生産率的優勢是一個極其艱難的過程，“中等收入”國家隨著工人工資上漲既很難和低收入國家在出口方面競爭，也很難在高附加值産品方面和發達經濟體競爭，這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日本和南韓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國家。與此相反，幾乎整個拉美地區和亞洲“四小虎”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1990年阿根廷的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為3，020美元，2009年為7，570美元；1990年泰國的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為1，490美元，2009年為3，760美元，此類國家早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早就超過1，005美元，但是經過四、五十年，它們沒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並且，1960年的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只有赤道幾內亞、希臘、愛爾蘭、以色列、日本、模里西斯、葡萄牙、西班牙、波多黎各、新加坡、南韓、中國台灣和香港13個經濟體先後進入高收入經濟體。

　　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情況基本上是長期經濟停滯、嚴重的貧富分化、就業困難、過度城市化、腐敗問題突出、社會衝突加劇、民主亂象和信仰缺失等。

　　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自2010年開始，中國經濟出現了明顯不同於前30年的特徵，經濟增速持續下滑，2010年一季度至2012年三季度經濟增速連續11個季度下滑，2012年至2013年，GDP年增速連續兩年低於8%，2014年前三季度經濟增速低於7，5%。

　　根據2010-2014年中國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GDP增速、反腐敗的嚴峻形勢和維護社會穩定的成本增加等因素，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中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並不意味著長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2003年中國每人平均GDP超過1，000美元後，連續多年經濟快速發展，社會財富急劇增加，物價穩定，就業充分，國際收支順差。國際上一般認為，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擁有約4，500萬人口的南韓用了大約8年，擁有約1，2億人口的日本花了大概12年時間，而作為發展中的大國讓約佔世界五分之一的13億人口進入世界高收入群體，需要的時間會更長。因此，從長期看，中國雖然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但是有潛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利邁入高收入國家。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增長陷阱可分為三類，即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又稱為“貧困陷阱”，是指國家長期處於貧困的惡性迴圈中不能自拔，用納克斯的話説：“一國窮是因為它窮”。高收入陷阱往往是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盛行，大量資本流入到金融等服務領域，製造業等實體經濟相對萎縮進而導致國家創新能力下降，經濟結構嚴重扭曲，經濟發展不具有可持續性。因此，不管是處於哪個層次收入國家都會遇到相應的“陷阱”，“陷阱”與“機遇”相互依存和轉化，“中等收入陷阱”既是對已經跨過去的低收入陷阱的成績的“認可”，也是對“中等收入機遇”的另一種解釋。

　　亞當-斯密認為創造國民財富的途徑在於增加勞動人數和提高勞動生産力，而提高勞動生産率的有效辦法就是創新。中國通過依憲治國、依法行政等理念和舉措，進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對“有形的手”進行體制創新，讓“無形的手”釋放活力，在全社會鼓勵科技創新，大力保護智慧財産權，營造良好的創新氛圍，處理好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之間關係，中國定能應對經濟新常態，邁過“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