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認為，為了保持經濟快速增長，中國的增長模式需要做出改變。雖然一些重要的變化已經悄然發生，但是中國的經濟再平衡還處於初級階段。為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下一階段的改革應該重點聚焦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的重新調整上。第一要推進要素市場自由化，實現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第二要建立與新興的市場經濟更為適應的宏觀政策框架。第三要轉變政府角色，使其從直接支援生産和投資轉向促進創新和産業升級。

　　經濟出現再平衡跡象

　　黃益平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説，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取得了非凡的經濟成就，時常被譽為“中國奇跡”。然而，結構性風險也在隨著時間積累，給中國經濟前景帶來負面影響，包括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外需、G D P中消費份額持續下滑、收入分配惡化以及環境污染加重等。從經濟改革之初到全球金融危機結束後，中國的投資率已經從25%左右穩步上升至50%左右。

　　“為了保持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增長模式需要做出改變，這也已成為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達成的共識。我認為，在接下來的數年中，中國將被迫重視和扭轉高儲蓄率問題，這是十分清楚的。這將需要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如果轉型期間沒有發生管理不善，中國G D P平均增長率將會在2010年至2020年下降到3%。但是，中國增長模式中一些重要的變化已經悄然發生。證據表明，中國經濟正朝著新常態轉型，增長速度在放緩但也更具可持續性，儘管這一過程還處於早期階段。增長潛力可能從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10%下降到第二個十年的6%至8%。同時，經常賬戶順差已經明顯縮小，消費佔G D P的份額開始回升，收入分配也穩步得到改善。”黃益平説。

　　他認為，所謂新常態，並不僅僅指經濟增長速度下降。近年來，經濟顯示出明顯的再平衡跡象。例如，經常賬戶盈餘佔G D P的比值從2007年的10.8%降至2011年的2.8%和2012年的2.6%。主要依據這項判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宣稱人民幣匯率已接近均衡水準。而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前首席經濟顧問勞倫斯·薩默斯于2013年1月也指出，人民幣低估程度已經小于五年前。近年來，人民幣匯率的雙向波動以及資本的雙邊流動實際上已經開始出現。

　　經濟再平衡的另一個表現是，區域間發展不平衡程度降低，城鄉收入差距縮小。這是農業獲得更強的政策支援、農産品價格更快上漲以及農村生産力穩步提升的綜合結果。此外，直到最近，中國改革的成功還主要體現在沿海地區。然而，得益於政府的“西部大開發”政策、製造業企業的遷移以及西部豐富的資源稟賦，目前內陸經濟增速已經快於沿海地區。

　　2013年1月中旬，國家統計局公佈了2003年至2012年基尼系數測算值，數據顯示基尼系數從2003年的0.479增加到2008年的0.491，表明收入分配在此期間持續惡化；此後基尼系數又逐年降低，2012年為0.474，表明2008年至2012年收入分配逐年改善。如果這一官方數據能夠得到證實，則可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轉捩點。

　　官方數據還表明，消費對G D P增長的貢獻從2007年約1/3增加到2010年的52%。有經濟學家更進一步提出，由於對住宅消費的低估、部分消費被算作機構(企業)支出以及居民調查方法中的技術性問題，中國的消費比重被嚴重低估。他們發現，賓夕法尼亞大學世界表估計的2010年消費比重為60.9%(當年中國官方公佈的數值為47 .4%)，相比于該表所估計的1990年58.9%的消費比重，並未呈現出官方統計顯示的下降趨勢。

　　再平衡不會導致停滯

　　“當然，中國的經濟再平衡還處於初級階段。”黃益平説，根據我們的估算，2010年中國消費佔G D P的比例為52%，還遠遠低於全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70%至90%的普遍範圍。而工資收入的持續調整會成為縮小這個差距的部分原因。眾望所歸的未來的利率市場化，也將提升存款利率水準，並進一步促進經濟再平衡。不過要想完全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可能還需要更多的改變，比如採取措施在初次分配之外進一步改善收入不均，進一步發展包括養老金、醫療保險和教育在內的社會福利體系，以及推進金融體系自由化和資本賬戶開放。

　　工資水準的提升所構成的第一輪成本衝擊已經帶來了顯著的經濟結構調整。沿海地區的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要麼在尋求遷入西部省份或其他低收入國家，要麼在實現産業價值鏈上的升級轉型。但由於內陸省份的生産成本同樣在快速上升，中國的部分勞動密集型産業，特別是出口導向部門的産業的萎縮很可能比之前的眾多預計來得還要快。

　　由資本成本和能源價格增加所構成的第二輪成本衝擊，可能會對中國經濟産生更深遠的影響。由於金融抑制和高行業門檻的原因，能源和資本價格的扭曲，反映的仍然是中國經濟的大規模的資源錯配，而重工業和高杠桿率産業尤為明顯。這些行業中的絕大多數企業是建立在扭曲的激勵制度上的國有企業，一旦資本和能源成本上升，其中一部分看似利潤充裕的公司就可能陷入財務困境。而這將無可避免地帶來大規模的行業整合，甚至不排除導致中國發生經濟改革以來的首次經濟衰退。

　　然而，經濟的再平衡並不會像一些研究者所預期的那樣，成為經濟開始進入停滯階段的標誌。不妨以金融抑制為例，它在壓低了正規部門尤其是國有企業的資本成本的同時，也抬高了正規部門之外的資本成本。因此，資本成本趨向於正常的過程雖然會導致國有部門經濟活動面臨一段時間的萎縮，但同時也會增強非國有部門獲得信貸的可能性，降低它們的資本成本，使相關的經濟活動繁榮起來。值得讀者注意的是，非國有部門的工業産出現在已經佔到了全國總量的80%。

　　在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的萬里長征中，經濟增長成功轉向新常態的過渡將僅僅是中國經濟邁出的第一步。在每人平均G D P達到中等收入水準且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的當下，中國經濟將面臨一個更大的挑戰，即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般來説，可以將“中等收入陷阱”定義為經濟體在低附加值産業上逐漸失去競爭力，而又難以成功向高附加值産業轉型時所面臨的兩難處境。無限勞動力供給、低成本優勢和進口的快速增長這三項重要條件支撐了經濟過去的快速成長，而在它們逐步消失的現今，中國的産業部門已經感受到了明顯的壓力。根據世界銀行2012年的分析報告，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88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只有13個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經濟體。

　　科技決定增長潛力

　　對中國繼續保持相對高速經濟增長的懷疑建立在以下一些理由上。首要的擔心是中國經濟目前的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第二個憂慮是政治改革缺乏進展。第三個憂慮在於中國産業創新和升級的潛力。雖然這三方面的擔憂都是實實在在的，但也不應當被過分誇大。黃益平表示，儘管經濟再平衡尚未得到投資者和經濟學家們的充分認知，但它實際上已經悄然發生。而未來從提高經濟增長品質出發的進一步放鬆要素市場，以及推進政治改革的努力，則會使中國經濟的再平衡過程日臻完善。

　　要保持經濟增長，經濟組織極其關鍵，但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所需要的最優的組織機構其實並不一樣。二戰以後，適用於發達經濟體的經濟組織形態被推崇備至，並作為華盛頓共識被灌輸到發展中國家進行應用，然而其結果卻難盡如人意。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科技創新和科技追趕所需要的組織類型可能是不同的。如果這個判斷成立，那麼在每人平均G D P處於6000美元的水準下，中國可能還可以憑藉科技追趕來釋放很大的增長潛力。

　　僅就創新而言，中國也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相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科技騰飛要早得多———中國在每人平均G D P剛剛觸及3000美元的時候，科研投入佔G D P的比例就達到了1%，而一般而言，其他發展中國家在達到相同的科研支出比例時，每人平均G D P平均都達到了8000美元。即便從全球範圍來看，中國也已經在研發投入、專利授權和研發效率方面處於領跑行列。持續性的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已經在包括手機通信、大型機械製造和資訊技術行業在內的一大批産業中出現。當然智慧財産權保護的不足是對科技創新的一大拖累，不過中國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智慧財産權法律體系，智慧財産權訴訟的數量也在飛速增長。而根據國際經驗，智慧財産權保護的增強將能顯著促進本土創新。

　　我們認為未來的一個很大的困難在於提高勞動力品質，或所謂的人力資本。中國步入高收入國家的進程中的産業升級會持續將僱員從勞動力密集型部門轉移到資本密集型部門，並進一步轉移到科技密集型部門。中國的既往經驗表明，將工人從第二産業內的勞動力密集型部門轉移到資本密集型部門，平均需要1 .3年的教育年限；而進一步將其轉移到第三産業中的科技密集型部門還需要另外4.2年的教育年限。但人力資本只能是緩慢地完成積累，以中國16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例，1990年的數字是6.24年，在2000年升至7.56年，十年內凈增加了1.32年，而十年後的2010年則升至8 .9年，比2000年增加了1.34年。

　　目前中國共有2.6億農民工，絕大多數只有初中學歷。在工資快速上升的情況下，他們是否能在高附加值産業崗位中謀得一席之地，將是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檢驗。

　　三個領域還需改革

　　黃益平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是不完全的。這種狀況，特別是要素市場的普遍扭曲，帶來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成功，但也引發了諸如結構性風險在內的很多問題。近期，要素市場的變化，包括勞動力短缺和工資快速上漲，已經減慢了經濟增速，推動了經濟再平衡，這二者都是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關鍵特徵。

　　這一再平衡趨勢不應與一些週期性變化相混淆。例如，儘管在總體趨勢上投資在G D P中的份額會降低而消費份額會上升，但是2013年初的情形卻與此相反。由於基礎設施支出是近期唯一不確定的因素，政府穩增長的政策不可避免地會引發增長速度的反彈。

　　這些暫時性的干擾不會扭轉經濟再平衡的總體趨勢，除非政府會再次推動投資導向型增長模式。

　　“但是，僅僅依靠再平衡過程自身是不夠的，還需要進一步的政策改革以實現向新常態轉型以及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前國家主席胡錦濤認為，下一階段的改革應圍繞重塑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這一中心主題。我們認為，這可能包括如下三個領域的重要政策改革。”黃益平説。

　　第一，如果説中國在改革前屬於非市場經濟，在改革最初三十年屬於半市場經濟，那麼現在就是消除現存扭曲，特別是要素市場扭曲，從而轉向全面市場經濟的時機。

　　第二，中國需要建立一套與新興的市場經濟更加適應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包括可問責的財政預算體系和專業化的貨幣政策制定機制。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在本質上仍保持著行政性質。例如，和四萬億元刺激政策相關的很多問題與擴張性政策的初衷並不符合，而是與投資項目由銀行、國企以及地方政府支援和實施相關。

　　第三，政府角色需要從通過調配資源直接支援生産和投資，轉變為通過支援發展軟硬體基礎設施促進創新和産業升級。這包括加大支援全國教育和科研體系，以及促進智慧財産權的保護。在可見的未來，一項關鍵考驗就是提升數量巨大的農民工的技能，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只受過不足7年的教育。為農民工們設置培訓項目，以使他們在當前的僱主因快速上漲的成本而被淘汰後，能轉移到新的行業，這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