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明日將在上海舉行，業界認為“新廣場協議”言過其實，結構性改革才是關鍵

　　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將於26日~27日在上海舉行。在全球股市和匯市高頻波動、經濟增長乏力、貨幣政策分化加劇的格局下，本次會議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那麼，G20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們究竟會談些什麼？

　　“全球對中國的期待是保持匯率和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匯率政策溝通和透明度；中國則希望美國不要太快收緊貨幣政策，此外也希望全球支援中國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並形成全球儲備貨幣的網路。”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對記者表示。

　　“當前盛傳的‘新廣場協議’可能性不大，G20成員可能不會達成政府間協議以聯合干預外匯市場，”彭博經濟學家歐樂鷹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我並不認為中國央行希望看到人民幣大幅升值或貶值，維穩是當前的核心要義。”

　　外界認為，本次G20會議仍將側重增長和結構性改革。除了官方會議，25日~26日也將舉行IIF(國際金融協會)G20會議、“多邊開發銀行與G20發展議程”T20上海會議。備受關注的是，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也將在26日上午9時30分答記者問。此前周小川便表示，當前中國國際收支狀況良好，跨境資本流動處於正常區間，人民幣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

　　G20機制誕生於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最關鍵時刻，當前世界已經確認G20機制是全球經濟治理最重要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G20國家就宏觀經濟政策、經濟結構調整、金融市場穩定和金融管理等各個重要的經濟、金融議題進行討論。

　　匯率問題再度搶鏡

　　去年下半年以來，新興市場國家和一些産油國的貨幣遭遇滑鐵盧式的下跌。就在剛剛過去的這個春節，全球市場經歷了一場中國“缺席”的集體大震蕩，除了匯市以外，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場也是“哀鴻遍野”。

　　據外媒報道，在本週的上海G20會議上，各國官員將會討論如何建立一個更為安全的全球金融體系。包括如何協調現有資源，如單個國家的外匯儲備、地區緊急融資協議、央行互換額度，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如何抵禦經濟危機。

　　法國農業信貸銀行G10外匯策略負責人瓦倫丁(ValentinMarinov)及其團隊近日撰文稱，本週最重要的會議——G20上海會議可能成為G10(十國集團)外匯市場的主要影響因素。“G20將可能致力於協調央行之間分化的貨幣政策、抑制全球貨幣出現競爭性貶值，並強調通過財政手段來刺激國內需求，這些都將刺激市場的風險偏好情緒。”瓦倫丁説。

　　有分析認為，在全球經濟不景氣、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大背景下，由於美國不願意對自身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施約束，促使週邊國家貨幣升值就成為重要工具，還把主要目光盯上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人民幣。

　　甚至有華爾街機構提出“新廣場協議”，理由主要是——隨著外匯儲備的消耗和持續的資本外流，中方允許人民幣貶值可能會導致美元暴漲，從而對美國和其他經濟體造成損害，因此G20會議需要進行匯率協調，例如促使人民幣重新升值、美元貶值。

　　不過，有媒體近日報道稱，中國財長樓繼偉本月19日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在回答G20成員是否會達成政府間協議以聯合干預外匯市場的提問時指出：“那不過是媒體的想像。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提議。”

　　對此，歐樂鷹也表示認同。他表示，“新廣場協議”不會以及不需要達成的理由主要有四條。

　　首先，在“8·11人民幣匯改”以及央行在去年12月引入新的人民幣匯率指數後，人民幣已經出現貶值，“糾偏”基本完成。當前，中國央行可能並不希望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或貶值。

　　第二，“廣場協議”當年之所以能夠達成，是因為全球利益基本一致。然而，當前日本和歐洲央行希望日元和歐元走貶，這意味著美元和人民幣需要更強。“很顯然，美國並不希望再看到更強勢的美元，中國希望的是人民幣穩定但並非大幅升值。因此，當利益不一致時，很難達成共識。”歐樂鷹告訴記者。

　　更為關鍵的是，該協議誕生的背景是上世紀80年代，當時全球外匯市場體量較小，因此各國央行聯合干預的可行性和效果更為突出。

　　最後，歐樂鷹也稱，儘管當前全球市場波動不斷，但實體經濟增長並未大幅放緩，美國、中國和歐洲的失業率都有所下行，該協議的必要性不大。

　　“如果全球沒有重大的衝擊出現，且各國能夠積極採取措施推動結構改革，預計2016年全球增速為3.4%，好于2015年，2017年也將進一步增長。”IMF副總裁朱民在接受專訪時表示。

　　共促增長才是關鍵

　　其實，匯率問題從來都是市場的焦點，因為見效快、週期短，所以容易搶鏡。但作為全球經濟治理的最重要平臺，G20會議需要關心更為根本、深層次的問題——提高全球經濟潛在增長率，推動結構性改革。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增速並未出現顯著提升，各國也始終不願直面能真正推動經濟復蘇的結構性改革。同時，美歐日央行無一不是靠貨幣放水度日，長期的低利率和貨幣寬鬆環境，鼓勵了過度投機和資産價格泡沫。當前，無奈的歐洲和日本央行又相繼實行負利率。

　　“在我看來，實行負利率是絕望的産物，由於QE和制定通脹目標都無法實現理想的結果。”野村綜合研究所的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稱。可見，若不及時改革，當泡沫重歸基本面時，並不排除經濟出現“斷崖式下跌”的可能性。

　　針對這一癥結，G20結構性改革高級別研討會將於26日8：30~12：30舉行，整整四個小時的研討足見結構性改革受到的重視。

　　根據IMF報告，2000年的“大穩健”以來，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主要有三個，勞動的貢獻略有上升，資本明顯上升，而全要素生産率(TFP)的貢獻則明顯下降。

　　“無論如何經濟都必須增長，而當我們不能達到強勁增長的時候，可持續地恢復經濟增長也成為G20的一個不變的議題。”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此前對表示。

　　對於中國而言，調結構無疑是要貫徹“供給側改革”，並從由出口和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向內需和消費驅動模式轉型；對歐美而言，推動勞動力市場改革、擴大財政支出也刻不容緩；就日本而言，“要持續對投資降低稅賦，鼓勵借貸投資意願，直至經濟陰霾永遠消散，”辜朝明稱，“其實日本在2014財年已經實行了此項措施，只不過隨之徵收的消費稅再度將經濟打入了蕭條。”

　　預熱9月杭州峰會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上海會議也堪稱9月G20峰會的“熱身賽”。中國央行副行長易綱此前稱，在G20這一平台中，新興市場，尤其是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起到了重要作用。

　　“隨著加入WTO、經濟體量不斷擴容和改革的推進，中國已經走到世界經濟舞臺的相對中間位置，成為了萬眾矚目的焦點，此時中國的立場便越發關鍵。”易綱表示。

　　在不太平的2016年，中國的確做好了發揮領導力的準備，致力於引領全球經濟實現強勁、可持續和平衡的增長。而在中國舉辦的G20峰會，也為中國迎來了議程設置的契機。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11月16日G20土耳其安塔利亞峰會期間宣佈，2016年G20峰會的主題確定為“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也就是“4個I”：innovative，invigorated，interconnected，inclusive。

　　對此，此前聯合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撰文指出，中國的議題設置可以具體細化為4個支柱：A、通過創新和結構改革提升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增長潛力，重在全要素生産率；B、通過政策協調增強全球金融穩定機制，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推進金融監管改革；C、促進國際貿易，通過互聯互通加大基礎設施投資；D、實現包容性發展，改善收入分配，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G20作為一個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機制誕生於上世紀90年代。直至2008年，9月爆發的雷曼危機震驚全球，而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隨即于11月在華盛頓召開，在此會議上，主要國家提議，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把G20由財長、央行行長會議升格為峰會。G20這個平臺比較均衡地代表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更有不少專家認為，G8峰會將被G20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