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經濟回升乏力，不同經濟體地位不平現象突出。面對世界經濟治理的“兩難”或“多難”問題，解決之道無非就是“快思維”和“慢思維”兩種方法：對創新增長方式、完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促進貿易投資、推動包容、聯動式發展等議題，必須只爭朝夕、多做加法，儘快落實

　　當前，世界經濟回升乏力，顛簸前行，不見隧道盡頭；經貿氣候異常、市場波動、投資裹足、貿易萎縮；同時，國際經濟合作坡陡路滑、加速動能不足、不同經濟體地位不平現象突出。

　　二十國集團峰會作為全球經濟治理和協調主平臺，面對“下行列車”的車況、路況，理應開出兼顧遠近的治策良方，相機調控，以實現“既治標以求眼下穩增長，又治本以謀長遠添動力”的目標。

　　2008年金融經濟危機積重難返，對其後遺症，時過7年各國仍難覓良方。總體看，前幾年主要靠財政刺激、貨幣寬鬆，治標之策雖能力挽狂瀾于一時，但難治頑疾于深層。

　　為著將來，必謀現在。近期，各主要經濟體圍繞調整匯率、利率，歧見較大、各行其是。二十國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先期展開溝通協調，謀劃如何借助價格型貨幣工具推動世界經濟強勁、持續、平衡增長，正逢其時。

　　然而，美國依靠美元樞紐地位，為謀私利而不願驅動財政刺激利器，反借助美元向外轉嫁風險；歐日力推量化寬鬆，推高他國貨幣匯率，加劇主要經濟體財金政策的“同舟共擠”，匯率戰、利率戰硝煙瀰漫。

　　緣於此，政策對表，協調匯率、利率，將成二十國財長與行長會議焦點。有人放風，欲借會議達成類似1985年“廣場協議”的聯合干預措施：對人民幣重估調整，阻止美元高攀。從國際金融形勢“段情”看，此建議似有刻舟求劍之嫌。

　　實際上，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中高速增長新常態、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基礎條件、跨境資金流動的正常態勢，以及金融改革方向皆無改變，人民幣無大幅下滑空間。中國經濟仍是世界經濟有力引擎，貢獻率全球有目共睹。

　　相反，大多數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分化，備用工具已剩無幾。如日本央行在推出負利率政策後無計可施，股市、匯市與利率背道而馳。可見，過度聚焦匯率乃鏡中之花。超寬鬆貨幣政策之下，市場不差錢，唯獨缺少對經濟前景的信心。

　　世界經合組織2月18日把2016年世界經濟增長預期下調至3.0%，折射出經濟復蘇最大瓶頸——設備投資脆弱。對此，唯有厲行結構改革、創新增長方式，以數字化、智慧化技術改變製造業産業形態，夯實經濟復蘇物質基礎，方是正道。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從2008年華盛頓起始，歷經倫敦、匹茲堡、多倫多、首爾、戛納、洛斯卡沃斯、聖彼得堡、布裏斯班、安塔利亞十次峰會。戛納峰會開始注重發展創新、增長聯動、全面增長等解決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根本之道。

　　面對世界經濟治理的“兩難”或“多難”問題，解決之道無非就是“快思維”和“慢思維”兩種方法：對創新增長方式、完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促進貿易投資、推動包容、聯動式發展等議題，必須只爭朝夕、多做加法，儘快落實。

　　山高總有頂，水深必有底。為打造世界經濟新增長極，中國提出了一系列倡議：亞投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絲路基金”、亞洲地區“互聯互通”合作、“一帶一路”倡議等等。被譽為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大手筆”。

　　舉一綱眾目張。上述經貿合作構想的落地、開花，勢將轉化為産能連結器、商品吸收器、資金變壓器、技術增長器、科技孵化器，進而為世界經濟的調速換擋、爬坡過坎提供廣闊空間和強勁動能。

　　（作者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原院長、國際問題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