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談霧霾治理：歡送高耗能的“曹德旺”走

　　霧霾治理需支援新能源漲價

　　能源經濟學家鄭新業就治理霧霾建議，降低生活必需品稅率至9%，提高污染型産品稅率至30%

鄭新業 國家發展戰略研究院能源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 編者按

　　1月7日20時，在持續了212小時後，北京重污染“橙色預警”得以解除。就在前一日，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主持召開媒體見面會表示，環境品質改善是處在一個負“重”前行的階段，高污染的背後是偏重的産業結構、能源結構以及生活水準提高帶來的非綠色生活方式。那麼，宏觀經濟應如何調整以利於治霾？煤在我國能源結構中為何總保持在70%？有無可替代的新能源？就上述問題，新京報記者採訪了國家發展戰略研究院能源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鄭新業。

　　謀定

　　三大基金需投入精力形成多學科研究

　　新京報：你覺得近期京津冀的持續霧霾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鄭新業：我認為主要包括四方面因素，第一是能源結構，這個很重要，第二是季節性因素，冬季供暖增加，前兩個是主要原因；第三個高耗能産業在去年出現反彈，第四是與風速有關。後兩者屬於偶發性因素。

　　新京報：霧霾治理的關鍵在什麼地方？

　　鄭新業：在於謀定眼下最重要的事情，不要急於做決策，不要急於下結論，不要急於去罵人。我們要意識到，多種因素是造成霧霾的原因。在霧霾的成因識別和政策效果兩方面，政策也只是減少霧霾的一個因素。既不要輕易否定某一個元素不是霧霾的原因，也不要輕易肯定。

　　新京報：你提到我們要謀定最重要的事情，那應該如何謀？

　　鄭新業：我呼籲三大研究基金——國家社會和自然基金，教育部基金，北京市的各種基金，都要投入精力，研究霧霾是什麼因素造成的，自然、社會現象太複雜了，研究能力，數據獲取受到方法論的限制，所以一定要反覆研究。另外，要加大對於政策效果的研究，哪個性價比最高。

　　三大基金需要把精力投入到這個方面來，包括社會學的，經濟學的，工程的，霧霾是個超複雜的情況，要多學科形成互補型研究。我們都是盲人摸象，放在一起講故事。霧霾治理也不是單一政策可以解決的，所以它是現代版的“盲人摸象”，我們湊在一起研究，紛紛呈現出我們各自領域摸出來的像是什麼樣子，形成一個完整拼圖。

　　現狀

　　煤炭的清潔利用應是核心能源政策

　　新京報：你提到能源結構的問題，這個怎麼講？

　　鄭新業：我之前提出一個理論叫“既又還”，也叫“不可能三角”。就是説在中國有一種現象：我們要求既要有能源用，還想能源便宜，汽油貴了有人要罵，我們又要乾淨、不污染。我們為什麼會這麼想呢？因為我們的參照係是國際，美國人、德國人、英國人都這麼幹。但我們忘了一件事，能源是有稟賦的，各個國家不一樣。

　　我們的能源問題有兩個，第一是我們能源消耗增長太快了，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國了；第二個，我們國家的能源稟賦是以煤為主，但是我們的參照係卻是國際，可是我們國家無論是上世紀70年代的5億噸標煤，還是現在40億噸標煤，煤在我們的能源結構中總是在70%左右，一個東西如果總是在70%左右，可以預見未來是很難改的。

　　新京報：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鄭新業：因為我們沒有，全世界天然氣的能源比重是22%，我們能佔到10%就喜滋滋了。我們現在的石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很大，這有什麼影響呢？如果我們石油，天然氣都在他國，我們的運輸線路將面臨能源安全問題。太過於依賴國際市場，無論是數量還是價格，都不能自主。如果我們像別國一樣，有充足的石油、天然氣，那我們國家的能源問題就會好多了。所以在其他能源不利的情況下，我們是不是就要考慮拿煤煉油了？

　　新京報：對於這個問題你認為我們應如何應對？

　　鄭新業：我一直倡導，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應該是我國的核心能源政策。比如説，新能源發電可能只佔到3%-4%，但是新能源幹了十多年了，發電量才能達到這個級別，未來它能成為主力能源嗎？天然氣想佔到22%幾乎不可能，石油方面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進口國，但石油存在安全問題，核電也遇阻。

　　因此，在我國需求量如此巨大的背景下，我的判斷是，需要有充足供應，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會是我國主力能源。所以，社會要引起共識，在能源的“不可能三角”的三個目標中，我們只能選二，我的建議是，能源充足和清潔。

　　措施

　　三點建言：控制內需、改善結構、能源監管

　　“曹德旺出走是三贏”

　　新京報：按照你的分析，我們治理霧霾應該如何著手？

　　鄭新業：總共有三件事情。第一，中長期要從能源需求方面控制。比如高耗能産業要不要發展？比如鋁的生産，一家企業的耗電量一年下來超過好多省的耗電量。

　　前段時間“曹德旺走了”，玻璃廠走了的消息引起爭論，大家很鬱悶。但其實我們國家調整産業結構，就是想讓這些高耗能産業比重下來。這個經濟結構調整的趨勢是不可避免的，經濟結構變輕，需要經歷一個去産業化、去空心化的過程。比如日本也有一個空心化的過程，雖然其有很多製造業還在，但是已經走高端製造業了。從國際經驗看，第三産業比重上升，第二産業比重下降，發達國家都走過，換句話説，實體經濟下滑是必然的。

　　因此，從需求側看，高耗能産業的出走、萎縮，是社會的必然趨勢。我們現在不能既要搞高端製造，又要搞服務業，不讓“曹德旺”走，我們應該歡送他們走，這是好事兒。美國人經濟去産業化後，美國經濟沒有塌，日本經濟去産業化後，日本經濟沒有塌，日本沒有失去的二十年，英國也沒有。

　　從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來看，無論是節能減排的政策，還是格局演化，都會在能耗的控制上産生影響，增長速度不會像過去那麼快了，這是一個非常有利的因素。所以能源消費，從中長期看，不會再惡化了。

　　這麼看，曹德旺出走是三贏。中國産業結構得到改善，美國製造業回流，曹先生企業的全球佈局，國際經濟活動不代表你贏我輸，完全能實現雙贏。

　　“支援新能源漲價”

　　第二，改善能源結構，我們需要以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為什麼美國人能源消耗和我國差不多，但是他們能源乾淨呢？因為煤佔的比重非常低，同樣的能源，因為能源結構不一樣，産生的污染是不一樣的。

　　為了實現這種替代，民眾需要支援政府，包括企業的成本上升。企業脫硫脫硝要費錢，設備運轉會産生額外成本，企業未必不想用設備，但是如果我的成本因為使用設備有所提升，那麼價格就會上升，競爭之下就會被擠出市場。

　　所以，包括新能源的漲價，建核電，哪怕成本高，民眾也應該支援。因為如果民眾不支援，成本上不去，污染是誰的呢？相對於健康成本，這是更划算的決策。不支援新能源漲價，高成本等，民眾就要用同樣的錢去買口罩，買凈化過濾器。假設我們把新能源，核電，風電全用上，我們或許就不需要買第二個空氣凈化器了，否則就會花更多的錢去買健康。大家要用清潔能源，而能源上升的成本，需要民眾的支援。

　　“把城管建制直接歸環保部”

　　第三，就化石能源方面，想要脫硫脫硝，政府就要加強監管核查。為什麼我們有標準但是不見效呢？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核查。如果政府不核查壞的企業，就會有損好的企業，因為我的報價低，就會把你擠出市場。

　　所以我非常欣喜地看到北京市正在搞環境警察，其實環境警察倒不一定，可以把城管的建制直接歸環保部接管。提出這個想法，也是因為涉及環保局的編制安排，要對化石能源進行監管，首先需要賦予環保部權利。環保部僅有300多個編制，加個零都不夠，還包括業務輔助人員，所以環保部需要擴編擴容。在環保警察還沒有出現之前，可以考慮先由城管來做這個事，他們很有能力。我認為可以分片管理，就像城管的巡邏一樣，在能源的生産和消費過程中，實行全天候，全覆蓋的監管，對發電24小時監管，對煉油、鋼廠前前後後的監管。

　　從企業方面看，能源行業中大部分是超級國有企業。這裡要強調，國企的經濟利益應該是擺在第二位的。我們也要求國資委對這些企業不僅僅考核經濟指標，還要考核環境指標，比如環保不達標，一票否決制考核。監管者、央企的黨組，以及背後的國資委，三管齊下，化石能源的供應就能極大緩解。除了經濟效益方面，也需要要求國企的社會責任，環境保護責任。

　　稅收

　　提高污染型産品稅率 降低非污染型産品稅率

　　新京報：除了監管方面，在稅收方面是否要調整？

　　鄭新業：我們一直倡導，把煤電價格漲上去。有人説我國稅收很重，但是別忘了政府需要稅收，國防、教育、醫療、基建設施後面是數以億計的群眾。治理污染是不是需要對能源加稅？是不是要規定炭市場？所謂炭市場的賦稅，最後結果都是漲價。

　　因此我的建議是，我們增值稅率是17%，但是奶粉等生活必需品其實和煤炭是一樣的，所以我建議把生活必需品降到9%，也就是降低沒有污染的産品，把剩下的污染型産品提高到30%，調節污染型産品和非污染型産品間的比價。我們會發現，企業會更多使用清潔能源，而且有的企業稅負漲了，有的降了，其實是平衡的。

　　對家庭也是這樣，雖然電漲了，但是買的饅頭，衣服等相應降低。通過稅收結構調整，把污染型産品漲上去，非污染型産品降下去。

　　比如，如果火電從現在的5毛/度漲到1.2元/度，我們就不需要補助新能源了。但是很多人不平，説火電怎麼能漲價？但事實上，電在家庭消費中比重是很低的，如果電真的漲到1.2元，華北地區的新能源整個消納，很有可能我們不需要口罩了。具體到家庭來看，我們電費增加了，但是我們的口罩減少了，藥減少了。所以對於家庭、企業和政府，都是部分增加，部分減少，宏觀上達到平衡，最後清潔能源得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