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動力看，創新驅動正在快速累積和不斷提升。2015年，我國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R&D)投入約1.5萬億元，僅次於美國居全球第二位；佔GDP的比重為2.14%左右，具備了創新型國家2%以上的典型特徵。從産出的成果來看，中國發明專利的數量自2013年起就已經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而2015年的專利發明數量預計可超過100萬件，繼續穩居世界第一。

　　從國際化看，2015年，我國繼續推進“一帶一路”的“五通”建設和發展，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總額保持平穩增長的同時，共對“一帶一路”相關的49個國家進行了直接投資，投資額合計148.2億美元，同比增長18.2%。

　　在投資領域，2015年我國引進外資直接投資的總額較2014年增長6.4%。其中，服務業的佔比不斷提高，佔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2/3左右。而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在快速發展，2015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5個國家/地區的6532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實現對外投資7350.8億元人民幣，約合1180億美元，同比增長14.7%。

　　2、面臨雙重壓力：

　　平衡如何構建

　　【形勢】

　　“三去”是指去産能、去庫存和去杠桿，2016年的中國經濟將同時面臨産出增速放緩和資産價值下降的雙重壓力，經濟形勢更加複雜，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的風險出現迭加，轉型空間被進一步壓縮，資源配置效率下滑，市場壁壘和經濟租金需要全面消除，任務極其艱巨。

　　在運作指標上，表現出經濟新常態所要求的穩增長、調結構的良好局面。但經濟中的結構性壓力也在不斷加大，高杠桿、過剩産能和非意願庫存成為不得不著力解決的系統性風險，中國經濟在新常態運作和風險管理的矛盾中追求平衡與效率。受到國際貿易增速放緩、主要貿易夥伴需求下降的影響，我國新增需求甚至包括部分存量需求將由外需轉為內需。而在內需的構成結構中，來自於居民家庭的購買力將逐漸成為主導，個性化、多樣化需求將漸成主流。因此，不僅僅是過剩産能需要加速淘汰，而且包括目前尚具備良好産出效率的産能，由於生産工藝和組織模式與個性化、多樣化需求存在錯位，也需要進行調整和優化。

　　當前，去庫存的核心是房地産業盤活存量，促進行業資金流動，防止引發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截至2015年末，我國已建成未出售的存量房地産規模達到71853萬平方米，其中，二線以下城市的存量房地産佔85%以上。根據現行市場預測，2016年一線、二線城市的房地産價格可基本保持平均價格不變，而二線以下城市房地産價格平均下降8%(約相當於GDP的增幅)的標準衡量，預期將導致房地産資産的名義價值下降4800億元，進而導致存量房地産總價值的公允價值下降約18萬億元，並形成第二層次的資産減記。而考慮到房地産是銀行貸款的主要抵押産品，將導致貸款資産的負債率水準上升約8.5個百分點，凈資産規模相對壓縮，部分債務的風險敞口擴大。

　　根據國家統計局對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統計數據，營業利潤與稅前利潤的比率是2.52，即債務付息已經成為企業的沉重負擔，併為企業稅前利潤的1.5倍左右。因此，去杠桿的核心是降低當期財務費用對企業利潤和市場利率的影響，大力推進股權式融資，加快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並積極推進資産管理業務的發展。

　　這一形勢，客觀上要求我們做好三個平衡，推進三項改革。三個平衡是：風險和收益的平衡，資産和負債的平衡，去産能和新産業的平衡。而重點要推進的三項改革是：國有資産管理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以風險定價和風險分散作為目標的金融體制改革，為企業成本下降創造良好條件的財稅改革。

　　　3、供給側改革的調控體系：

　　應該怎樣佈局

　　【解讀】

　　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控，即根據産出的構成，從政策構成和政策模式兩個方面予以調控和管理，運用必要的財政金融手段，實現有效的組合和運作方式，從而作用於産出的規模、結構、分佈和效率，支撐經濟增長、結構優化和創新驅動的發展目標。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控的主要目標，是調控産出的規模、結構、佈局和效益。從運作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控需遵循幾大原則：

　　第一，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原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控的關鍵是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對市場運作産生引導和促進，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則必鬚根據市場運作的規律和價格機制設計政策體系。

　　第二，穩中求進的原則。我國正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但仍需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在改革的進程中要堅持穩中求進，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轉型調控之中，也要堅持穩中求進的基本策略。

　　第三，結構性調控為主的原則。儘管穩中求進是重要的基礎要件，但在實際調控中，仍須將當前經濟運作中的結構性矛盾作為主要調控對象予以應對。

　　第四，注重政策效益和調控品質的原則。要建立政策工具的篩選機制，工具包的設計組合機制，政策體系的優化完善機制等，從而提升政策的效益，並增強調控的品質構成，既避免政策缺位，又防止政策力度過大，引發不必要的成本和風險。

　　在具體政策機制設計上，結構性調控的功能一直是財政政策的重要屬性之一，可相應實施結構調控型政策、佈局調控型政策措施和效益調控型政策措施。例如，佈局調控型政策要基於市場的效率結構和利益導向進行安排，並順應市場機制和作用，引致資源和要素流動，支援企業佈局調整優化，如對設立在産業集聚區的企業執行較低的政府性基金安排或提供企業遷移融資的成本補貼等；效益調控型財政政策包括基於公平競爭的獎勵性政策、基於創新及應用的支援性政策，基於産業鏈延伸和價值鏈優化的輔助性政策等。這些政策措施在當前的實踐中都有應用，可在政策工具包的設計中進一步細化。

　　(閆坤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