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教授、博導 劉偉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來的新常態下需要樹立的發展新理念。如何有效貫徹這一新理念，需要從多方面入手。就宏觀調控方式而言，引入和加強供給側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國現階段宏觀經濟失衡的新特點及深層次原因，要求引入供給側管理；供給側改革的特點，要求在政策傳導機制和經濟、政治、文化制度和秩序方面進行深入變革。

　　經濟下行壓力首先來自需求疲軟，但根本在於供給側的結構性失衡

　　與改革開放歷史上宏觀經濟失衡顯著不同，進入新常態以來，我國宏觀經濟失衡既不是單純的需求膨脹，進而形成需求拉上的通貨膨脹成為突出矛盾的格局， 也不是單純的需求疲軟，進而形成市場蕭條的失業率上升成為突出矛盾的格局，而是既有通貨膨脹(特別是成本推動與需求拉上共同作用的通貨膨脹)的潛在壓力，又有經濟“下行”(特別是內需不足及産能過剩共同作用下的“下行”)的嚴峻風險。

　　形成新常態下新失衡的直接原因，看起來首先是發生在需求側。直接的宏觀層面原因，在於需求疲軟， 內需不足突出，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於結構性失衡。

　　就投資需求疲軟而言，之所以呈現下滑趨勢根本在於産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一方面，沿襲傳統産業結構擴大投資已經受到産能過剩的硬約束，無論是工業消費品還是投資品，産能過剩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有些産業的産能已經不僅是相對的或週期性的過剩，而是絕對的或持久性的過剩，在去産能壓力不斷增大的條件下， 沿襲原有結構擴大投資已不可能；另一方面，在拉動前一期經濟高速增長的産業，特別是房地産業和汽車製造業等增速放緩，産能日趨飽和的同時，新興替代的主導産業群還未真正興起，缺乏新的戰略性主導産業對投資的引領；根本在於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不足，産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使得投資者難以找到有效的投資機會， 尤其是實體産業的投資需求疲軟，缺乏有效的投資機會，進而對貨幣資本的有效需求不足。

　　就消費需求疲軟而言，之所以增長乏力，根本原因在於收入分配結構失衡。突出的問題在於居民間收入分配結構上的差距過大，而在差距擴大的各種原因中居首位的是城鄉差距。而城鄉差距之所以較為突出(城市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大體上是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入3倍以 上)，重要的發展原因在於産業間收入結構上的矛盾，第一産業就業比重為32%左右，而相應的在GDP中佔比僅為9%略強，意味著32%的農業勞動力在初次分配時分配9%的GDP，而90%以上的GDP為60%多的非農産業勞動力所獲，這種産業間的收入差距主要是來自産業的勞動生産率。可見，消費需求疲軟的深層次原因首先在於收入分配結構失衡，而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結構性失衡的重要發展性原因在農産業與非農産業的勞動生産率結構性失衡，進而導致消費傾向的普 遍下降，再加上供給側本身的産品品質、安全性、經濟性等多方面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削弱了人們的消費需求。

　　可見，經濟下行的壓力首先來自需求疲軟，但進一步看則是在供給側的結構性失衡，産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和産業勞動生産率結構性失衡是投資需求不足和消 費需求增長乏力的深層次原因，而産業結構升級和産業間勞動生産率結構均衡主要是供給方面的問題，扼制下行，從根本上來説需要從供給側入手。

　　供給側管理對緩解我國深層次的結構性失衡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和針對性

　　宏觀調控上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有顯著不同。

　　一是作用對象不同，需求管理政策作用的微觀對象主要是消費者和購買者，供給管理則主要針對生産者和銷售者。

　　二是作用方式不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調節消費者和購買者的購買力，即有效需求，而供給管理政策主要調節生産者和勞動者的積極性。

　　三是作用效果不同，經濟失衡時，可以採取需求管理，也可以採取供給管理推動經濟趨於均衡，但這一過程中價格水準的變化是不同的。假如經濟處於衰退， 為刺激經濟需採取擴張性政策，如果從需求側入手，需要刺激需求進而活躍市場，企業在給定的生産成本下利潤上升，從而增大産出、增加就業，但同時，價格水準會上升，通脹加劇；如果從供給側入手，降低生産者成本提高其效率，供給增加，但同時價格水準會下降。也就是説，為實現增長，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所付出的通 脹代價是不同的，對於既存在經濟下行風險又存在通脹壓力、雙重失衡並存的治理而言，供給管理有著特殊的意義。

　　四是作用週期不同，供給側調節對於宏觀調控而言，具有短期調控的政策效應，但更具長期效應。一般而言，需求側管理政策在短期即可顯現明顯的政策效 果，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對需求的影響短期內即可顯現；但供給側的政策則往往需要更長時間才可顯現，因為影響生産者行為的政策帶來的生産方面的變化需要較長期積累，無論是生産者的效率，還是勞動者勞動生産率的提高，無論是資源配置結構還是産業組織的調整，都是創新的函數；而創新，包括技術創新和制 度創新等都是長期累積形成的，在短期內難以顯現效果。也正因為如此，在經濟失衡時，在運用需求管理還是運用供給管理的選擇上，政府通常(特別是在政府選擇明確短期行為的導向下)首選需求側調控，因為需求側管理政策見效快，而供給側管理則見效慢。與之相聯繫，供給側管理不僅涉及增量，同時涉及存量，需求管理 則更多地涉及增量，存量方面的産能調整、産業結構調整、産業組織調整、區域佈局調整等觸及的矛盾往往是長期積累而成的，因而阻力大。

　　因此，針對我國新常態下宏觀經濟失衡的特殊性，引入供給側管理具有特殊的意義：一是在雙重風險並存，進而總需求管理政策效應難以統一到單一方向和目 標的條件下(或者全面擴張，或者全面緊縮)，供給側的管理便成為必然的選擇。因為雙重風險並存的條件下，對總需求的刺激或緊縮都會在扼制一方面失衡的同時，加劇另一方面的失衡；而從供給側入手，則可能在降低生産者成本，提高生産效率的基礎上，同時實現增大産出和緩解通脹的雙重目標。

　　二是政府可以直接控制供給管理的政策效果，在更大程度上實現政策的精準效應，從而降低宏觀經濟政策效果的不確定性，降低宏觀調控的風險。需求管理政 策更多的是就總量而言，供給管理政策則可以體現更多的結構性差異；同時，需求管理政策的市場效應是難以判斷的，而供給管理政策效應，特別是對生産者成本的影響程度是可以做出較為清晰的判斷的。

　　三是供給側管理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政策空間。需求管理更多的是中央政府宏觀政策的作用對象，地方政府對於需求管理的政策作用受到較多限制，因為地方 政府並無海關限制，地方政府採取的一系列刺激需求的舉措，增大了當地居民收入及購買力，但當地居民未必在當地消費購買，可能到其他地區甚至境外購買，因而也就沒有刺激當地市場的需求。地方政府需求管理的政策對當地市場的作用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供給管理則不同，地方政府對當地供給條件的完善，對當地生産 者的優惠，基礎設施等外部經濟環境的改造，對創新的鼓勵和支援等供給方面的舉措，以及相應帶來的就業增加等，其政策效應主要或者首先會集中在當地體現。

　　四是供給側管理可以直接深入到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從而降低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而形成的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和效率損失。需求管理涉及的是總量，難以觸動 社會收入分配結構，而供給側管理恰恰是以調節生産者和勞動者激勵條件為政策著眼點，因而可以綜合運用財政政策(稅收)、貨幣政策(利率)等工具，從總量和結構上同時調節收入分配。顯然，供給側管理的特殊意義，對於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下出現的新失衡，特別是深層次的結構性失衡的緩解和克服，具有特別的重要性 和針對性。

　　供給側管理的主要政策手段：政府監管，經濟結構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那麼，運用供給側管理有哪些主要的政策手段呢？一是作為供給側管理的政府監管政策和手段，主要包括：政府對要素價格水準和上漲率的監管，特別是對勞 動力工資水準的監管(包括社會保障和各種公積金等)，使工資水準的變動與經濟均衡的要求盡可能一致，從而在降低企業生産成本和調動勞動者積極性之間取得平衡，使失業率和通脹率可以同時得到有效的控制，以緩解滯脹(使總供給曲線右移)；此外，對資源使用方向的監管，對企業市場不當競爭行為的監管，對要素流動 性，特別是資金、外匯、勞動力等流動性的監管，對企業産出品質、安全標準的監管，對環境品質和標準的監管等，都會影響到企業的生産成本，進而産生供給效應。作為政府監管的供給政策既可以是長期的，也可以是短期的。

　　二是經濟結構政策。首先是産業結構政策，包括主導産業政策、部門結構、就業結構及相應的教育結構、技術結構及相應的研發結構、三大産業間的結構高度 推進政策等，均構成供給側管理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強烈的供給效應。其次是區域結構政策，包括國民經濟總體上的經濟區域間的結構佈局，也包括不同地方根據自身優勢和資源稟賦採取的差異化的區域發展政策。對於地方政府而言，不可能擁有獨立的貨幣政策，運用財政政策影響總需求的作用也十分不確定；而地方政 府對當地企業的外部經濟條件的改善，對企業成本的政策影響，對勞動力成本的監管，對人才的吸引等採取供給側的政策，有著更強的能動性。再次是産業組織，即市場結構政策，包括市場準入，市場規制以及反壟斷的一系列産業組織結構問題。雖然市場在其中起著基礎性作用，但在很大程度上，尤其是在市場失靈的條件下， 政府政策干預便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而這類市場結構的干預和管理政策，總體而言屬於供給側管理。

　　三是財政政策，財政政策不僅具有需求效應，同時也具有供給效應，主要包括稅收政策(可以直接影響企業生産成本)，補給政策(同樣可以影響廠商成 本)，再分配政策(可以影響勞動者的積極性，進而影響供給)。財政政策的需求效應與供給效應究竟哪個更顯著，理論上是有爭議的，但財政政策同時具有需求效應和供給效應是普遍被承認的。

　　四是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同樣同時具有需求效應和供給效應。就供給效應而言，貨幣政策可以影響企業使用資本的成本，可以影響企業和工人的實際稅負，也可以影響企業的預期，而這些影響都會産生供給效應。

　　顯然，引入供給側政策，對於短期總量失衡而言，有利於緩解滯脹，或如我國現階段的通脹壓力與下行壓力並存的“雙重風險”。因為供給側管理影響企業和 勞動者的成本及積極性，運用供給政策提高供給效應(使供給曲線向右移)，可以在需求不變的情況下，或者説不刺激需求的條件下，擴大有效産出，增加就業機會，既可以在需求疲軟的條件下刺激有效增長，也可以在實現增長的同時，減輕需求擴張形成的需求拉上的通脹壓力；同時，供給效應本身直接降低著成本推動的通 脹壓力，從而達到緩解通脹壓力的同時刺激經濟有效增長的雙重目標。

　　對於長期結構性失衡而言，有利於緩解結構性失衡産生的深層次矛盾，在改善生産者和勞動者外部經濟的同時，降低生産者成本、提高勞動者積極性，並在此 基礎上引導和推動産業組織結構，産業間的結構，區域經濟結構等結構變化，這是供給側政策作用的重要著力點。供給管理之不同於需求管理，重要的便在於更強調結構調整，而不是一般的總量干預。這對於我國經濟新常態下的新失衡而言，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我國現階段的總量“雙重風險”並在的新失衡，深層次的根 源在於一系列的結構性失衡。

　　供給側管理及改革需要創造的機制和制度條件

　　有效地實施供給側管理，以下四方面的機制和制度條件的創造及完善是極為必要的。

　　一是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傳導機制，包括財政政策傳導機制和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引入供給側管理，在政策傳導上意味著協調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即強 調總量需求管理政策與強調結構性的供給管理政策之間的協調；意味著協調宏觀政策與微觀行為，即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行為之間的傳導；意味著突出短期宏觀調控效應的需求側政策與突出長期累積性效應的供給側政策間的協調；意味著以增量調控為特徵的需求調節與包含存量調控的供給調節間的協調，等等。

　　這就特別需要政策傳導機制的有效性，否則不僅無以協調，而且可能形成政策效應間的相互矛盾，使供給側管理難以引入，包括：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間的協 調和傳導，特別是在財政與貨幣政策採取“鬆緊搭配”的反方向組合格局，而不是同方向的“雙松”或“雙緊”的條件下，兩者間的協調機制尤為重要；財政收入與 財政支出政策之間的協調，特別是從廣義上的政府收入與支出(所謂四本帳)政策上的協調，兩者之間的對立和矛盾會嚴重損害財政政策效應；貨幣政策上的數量工具(貨幣數量)與價格工具(利率)之間的協調，特別是兩者之間是否同步對貨幣政策效應會産生重要影響；政府在價格監管上對生産者成本維護和對勞動者利益維 護之間的政策協調，特別是兩者出現衝突時的政策傾斜會産生完全不同的供給效應；企業存量上的結構調整及去過剩産能的政策要求與企業債務風險管控的政策規範之間的協調，等等。若缺乏有效的傳導機制，則需求側管理政策與供給側管理政策難以統一，從而難以實現供給側改革的效應。

　　二是深化市場化進程，在市場化深入和不斷完善的基礎上，規範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全面引入供給側管理和變革，必須以全面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為基 本經濟制度基礎。供給側管理政策作用的對像是生産者和勞動者，直接影響微觀經濟行為，並在此基礎上直接影響經濟結構的形成等非總量經濟運作，從而使得政府政策干預較總需求管理更為深入。這就要求在體制上必須具有較為完備和競爭較為充分的市場作為基礎，否則便可能使資源配置脫離市場機制而在更大程度上納入政 府調控，甚至否定市場機制的基礎性和決定性作用。越是強調引入供給側管理，越需要強調市場競爭的自由和充分性，越是需要承認和肯定市場機制對於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

　　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面臨一系列新變化、新特徵、新挑戰和新失衡，引入供給側管理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和歷史緊迫性。尤其是到2020年能否實現“第一 個百年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進而到2020年初步建成較為完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實現全面小康發展目標的根本性體制保障。包 括企業改革，特別是大型及特大型國有企業的深化改革，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民營企業的培育等；市場競爭性價格機制的改革，包括商品市場化的完善，要素市場化的深入，價格、利率、匯率等一系列市場交易條件決定機制的改革等；政府職能的轉變及機制改革，包括宏觀調控方式、政府監管方式和領域、政策傳導機制的改革 以及政府職能的根本轉變等；所有制結構的改革，特別是探索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有機融合的方式和可能，探索公有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的實現方式等。總之，根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精神，努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規範並協調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這是有效地引入供給管理必需的制度基礎，也是政府進行包括需求管理在內的全部宏觀調控必需的制度條件。

　　三是全面深化法治化進程。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權利(私權)必須有法律制度的肯定和保護，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公權必須有法律制度上 的承認和規範。在宏觀管理上引入供給側調節，對法治化水準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別是對政府權力的規範提出更全面和深入的要求。法治化深入的真正難點和關鍵不在於一般性的法律制度的構建，而在於法治精神的弘揚，包括法律制度及體系的供給品質(全面系統而又可行的良法)保證，全社會對法制的服從和尊重(遵紀 守法的社會普遍自覺)，而這種法治精神中最為重要的是對政府公權的規範，使之一方面切實建立在民主基礎之上，一方面切實受到制度的約束。否則，引入供給側管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較總需求管理更為深入、更為具體，若對其權力缺乏民主監管和法制約束，政府在擴大權力的同時面對市場，極可能産生普遍且嚴重的“尋 租”，加劇腐敗，使資源配置不再根據市場競爭效率準則，而是遵循尋租準則，既無公平，也無效率。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努力實現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法治目標，進而切實處理好社會主義中國的民 主與法治建設的歷史性命題，不僅對於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而且對於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極為重要。其中，對於提高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和效率更是不可或缺，在引入供給側管理的條件下，這一點顯得尤為突出。

　　四是全面提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市場經濟中社會道德秩序的核心是誠信，因為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傳統的以“忠誠”為核心的道德 秩序發生著動搖，而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以“誠信”為核心的道德秩序仍在形成中，或者説尚未確定，在社會道德領域容易發生所謂“道德無政府”狀態。引入 供給側改革，重要的著眼點是提升供給品質，改進供給結構，降低供給成本(價格)，從而以更好的品質和服務，更低廉的價格滿足人們的需求，以供給適應需求，以供給創造需求。

　　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供給方面需要提升的空間廣闊，許多方面不是需求疲軟，而是供給品質、安全性、經濟性等不足，人們不願意甚至不敢購買，從而抑制了需求，甚至轉移了需求(到境外搶購等)。要完善供給，需要多方面的保障，其中重要的是道德秩序上的支援。特別是在一些資訊不對稱領域，生産者有的資訊明顯超過消費者，因此在市場上消費者處於談判劣勢地位，尤其需要生産者的“誠信”，比如食品、藥品、醫療、教育、服務等領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道德秩序的轉型(從傳統到現代)需要處理的問題極為複雜，因而，弘揚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極其艱巨而又具有根本性的使命，對於引入供給側變革 的宏觀調控而言，有著無可估量的意義。缺乏誠信的社會，是不可能真正形成有效的供給側改革的。（來源：人民論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