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源泉，也是中華民族最鮮明的民族稟賦。”無論是在推進改革中強調“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還是在經濟轉型中提出“科技發展的方向就是創新、創新、再創新”，在習近平的執政思路中，“創新”始終佔據著重要位置。中央黨校報刊社副總編楊英傑為中國經濟網撰文指出，在習近平經濟思想中，“創新”是其核心理念。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再次強調，要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全文如下：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關於我國經濟發展的系列重要講話，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經濟思想體系和理論架構。習近平經濟思想所展現的開放視野、戰略前瞻、實踐路徑和價值理念，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的生動實踐，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理論的最新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豐富和完善。

　　在習近平經濟思想中，“創新”是其核心理念。黨的十八大強調，要始終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進一步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並再次強調，要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理論創新是引領

　　經濟發展需要經濟學理論在不斷創新中指引前行的方向，同時，經濟實踐也是經濟理論創新的源泉。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説，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必然包含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過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重要理論成果，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關於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理念的理論，關於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理論，關於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理論，關於推動新型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的理論，關於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理論，關於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論，等等。這些理論成果，是適應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也正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結合的進程中，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習近平強調要重視理論創新，重視理論創新的引領作用，強調用創新的理論指導我國經濟發展實際。他指出，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為了更好指導我國經濟發展實踐，既要堅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更要同我國經濟發展實際相結合，不斷形成新的理論成果。要堅持用新的發展理念來引領和推動我國經濟發展，不斷破解經濟發展難題，開創經濟發展新局面。

　　我國經濟發展進程波瀾壯闊、成就舉世矚目，蘊藏著理論創造的巨大動力、活力、潛力，亟需以創新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我們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併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不斷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制度創新是根本

　　習近平多次強調，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著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經濟體制改革是我國改革的一項大課題，一篇大文章。

　　強調經濟體制改革是習近平經濟思想中關於制度創新的重要內容。在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説明中，習近平對決定提出的一個重大理論觀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做了深入的闡釋。習近平明確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他強調，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習近平同時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並不是起全部作用。因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

　　習近平更加強調堅定不移堅持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極端重要性。習近平在《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説明》中，談到如何堅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時，把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作為建立現代金融監管框架的前提要求。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再次強調推進改革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特別是，在今年訪美期間的演講中，習近平曾對中國發展的出路、改革的方向、改革的目標做了極其清晰深刻的闡述。他指出，中國發展的根本出路在於改革。我們堅定不移堅持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將繼續在市場、財稅、金融、投融資、價格、對外開放、民生等領域集中推出一些力度大、措施實的改革方案。

　　制度創新的根本指向是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習近平強調，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關係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所有制結構逐步調整，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在發展經濟、促進就業等方面的比重不斷變化，增強了經濟社會發展活力。習近平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更好體現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進一步探索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形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從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維度對此做了確定不移的闡釋和回答。

　　 科技創新是核心

　　黨的十八大作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大部署，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産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這是黨中央綜合分析國內外大勢、立足國家發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抉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習近平強調，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就是要推動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

　　2014年6月9日，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就在科技創新上，就在加快從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的轉變上。

　　關於如何進一步推進科技創新，習近平提出五個方面的任務和要求。一是著力推動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關鍵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打通科技和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通道，讓市場真正成為配置創新資源的力量，讓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政府在關係國計民生和産業命脈的領域要積極作為，加強支援和協調，總體確定技術方向和路線，用好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和重大工程等抓手，集中力量搶佔制高點。二是著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關鍵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努力掌握關鍵核心技術。當務之急是要健全激勵機制、完善政策環境，從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激發科技創新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堅持科技面向經濟社會發展的導向，圍繞産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完善資金鏈，消除科技創新中的“孤島現象”，破除制約科技成果轉移擴散的障礙，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三是著力完善人才發展機制。要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為靈活的人才管理機制，打通人才流動、使用、發揮作用中的體制機制障礙，最大限度支援和幫助科技人員創新創業。要深化教育改革，推進素質教育，創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養品質，努力形成有利於創新人才成長的育人環境。要積極引進海外優秀人才，制定更加積極的國際人才引進計劃，吸引更多海外創新人才到我國工作。四是著力營造良好政策環境。要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力度，引導企業和社會增加研發投入，加強智慧財産權保護工作，完善推動企業技術創新的稅收政策，加大資本市場對科技型企業的支援力度。五是著力擴大科技開放合作。要深化國際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創新資源，在更高起點上推進自主創新，並同國際科技界攜手努力為應對全球共同挑戰作出應有貢獻。

　　 企業創新是主體

　　習近平多次強調，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堅持企業在創新中的主體地位。

　　堅持企業在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從文化創新角度看，需要形成一種新的激勵文化氛圍。習近平指出，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要加快形成一支規模宏大、富有創新精神、敢於承擔風險的創新型人才隊伍，要用好科學家、科技人員、企業家，激發他們的創新激情。

　　2014年11月9日，習近平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説，我們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市場活力來自於人，特別是來自於企業家，來自於企業家精神。激發市場活力，就是要把該放的權放到位，該營造的環境營造好，該制定的規則制定好，讓企業家有用武之地。

　　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今天，我們十分需要習近平所強調的企業家精神，需要在社會上形成尊重企業家首創精神和包容失敗的文化氛圍，需要不斷推進文化創新。

　　創新，特別是“創造性破壞”的主體是企業(家)。“創造性破壞”一詞，由德國社會學家沃納·桑巴特提出並經由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的深入闡釋而廣為人知。熊彼特認為，經濟發動機運動的根本推動力既不來自於戰爭、革命，也不來自於人口、資本和貨幣制度的變化，雖然這些因素在改變經濟增長方面也有一定作用；開動和保持經濟發動機的根本推動力來自企業創造的新消費品、新生産方法或運輸方法、新市場以及新産業組織形式。這些創新不斷地破壞舊結構、創造新結構，不斷地從內部使經濟結構革命化。熊彼特將這一破舊立新的過程稱為“創造性破壞”，並認為“創造性破壞”和經濟對“創造性破壞”結果的吸收，共同構成了經濟週期的過程。簡言之，企業(家)的創新決定了經濟週期。

　　“創造性破壞”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性力量，這一力量的成長，除了需要政府提供的強制性制度供給，必然也有賴於社會創新文化的培育和養成，特別是要有對於企業家創新的寬容、對於企業家精神的尊重以及對企業家創新能力的社會報酬結構的制度性保障。

　　(作者：楊英傑，中央黨校報刊社副總編，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