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上週末,在北京懷柔區一家名為“北京航太朗勤生態産業園”的園區內舉辦了一場活動,看上去是一場普通的航太知識講座。此前,老人們以航太産業園一日遊的名義被招徠到這裡,每人只需花費49元,就可以得到從東城區到懷柔區往返近百公里的交通旅遊、一頓午飯,以及免費贈送的一袋“太空蔬菜”。
在長達一個半小時的講座中,除了有一些航太知識的普及之外,講師賣力講解的是一款名叫“航力片”的保健品。
隨後,在座的老人們被告知,可以以20元的價格去“航太朗勤”的協議單位做骨密度測試。測試完之後,會有專門的航太醫學專家一對一地講解每個人的骨密度測試報告。
此外,講師還推薦了一款“頤天元草”的保健品,這款號稱包含航太搭載過的赤靈芝、大花紅景天、冬蟲夏草等中藥材的保健品,據説有幫助睡眠、提高免疫力、調節內分泌等功效。
但在講座結束後,其中一位工作人員説,購買“頤天元草”每年的費用為13680元,如果誠心買,可以幫忙調貨。
北京航太朗勤生態産業園是什麼來頭?這家自稱是航太五院502所下屬機構的“航太朗勤”公司,在工商登記資料中是由兩名自然人股東于2012年5月29日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而包括股東變更、公司歷史沿革中,也顯示不出其與航太五院或502所有任何直接關聯。
航太朗勤在其公司門口挂出了多個專業機構的授權牌匾,其中有2011年9月5日的“國際人與自然生態安全科學院實驗基地”、2012年5月17日的“國家火炬計劃項目單位”、2012年10月10日的“中國農業大學太空草業育種基地”。記者在網際網路搜索引擎中,沒有查詢到“國際人與自然生態安全科學院”這樣中文名稱的機構。
科技部火炬中心向中國之聲發來的書面文件中稱:據國家企業信用資訊公示系統顯示,北京航太朗勤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2012年5月。火炬中心對2012年及以後立項的國家火炬計劃項目進行核查,沒有發現名為“北京航太朗勤科技有限公司”的項目承擔單位。
而中國農業大學一位工作人員稱,經查證,學校沒有“太空草業育種基地”這個項目。
需要説明的是,講師所推銷的包括航力片、頤天元草、“天曲”牌益脂康、益壓康在內的産品,都是在食藥監部門登記備案的正規保健品。在當天的活動中也的確沒有強迫購買等不法行為。而這些,也是目前很多保健産品行銷的普遍做法。
除了這種“旅遊行銷”的手法之外,還有“講座行銷”。在河南鄭州,有實體門店針對老年群眾推薦一款保健座椅,每天上、下午各一節課,60歲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費試用産品。行銷人員明確表示,這款保健座椅不能説治病,但堅持坐肯定有效果,“調理慢性病,感覺有效果想買就買,不想買儘管坐,不強求。”
記者詢問了該産品銷售點門前的老人對産品效果的評價,其中有兩位老人特別熱心:
老人甲:能治病,非常慢,這是沒病防病,有病的慢慢也可以,有的3到5天就有效。
老人乙:我原來血壓140,現在120,對血脂高好的很。(堅持)半個月或者十天二十天,多少有好轉。
不管賣的是保健食品還是保健器械,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總讓它的目標群體覺得有便宜可佔。但是,這些人搭著時間精力貼錢陪你玩,為了什麼呢?
去年,浙江溫州鹿城區市場監督管理局集中整治針對老年人的保健産品行銷亂相。去年9月,鹿城區市監局工作人員趙雯(化名)以應聘的名義“臥底”了一家保健品行銷企業。趙雯説,半個多月的“臥底”工作節奏很緊張,“他們早上很早起來,晚上下班後還要開內部會議培訓員工,就是怎麼跟老人交流,怎麼套近乎,還有研究一些話術。他們也很辛苦,一般晚上都要九點十點左右才能結束。”
除了應付日常的“推銷”工作,趙雯每天還要寫工作日記,記錄當天的活動。10月7日的日記有這樣的內容:“上班沒有任何培訓,店長只要求我服務好老人,和老人聊天、端茶送水、按摩、量血壓、測血糖……”
10月10日,店長召集業務員召開“穩客會”,這是“宰客”的關鍵環節。老人們被告知,只要繳納128元就可以享受“高端手錶+名醫專家+身體體檢”的套餐。
10月11日,80多位老人被安排到醫院參加體檢,所有體檢結果全部被公司收走。
趙雯接受採訪時總結説,這些保健産品的行銷一般會找些所謂的“專家”以關注老年群體健康的名義伺機推銷保健品,甚至歪曲使用媒體的新聞報道為保健品做“背書”,然後在所謂“專家”一對一的診療階段,進行洗腦式宣傳。趙雯説,所謂的“專家”一對一診療階段,分別由四個“專家”在四個房間進行。這一階段,“專家”和消費者在一個密閉房間中進行一對一交流,將事先早已為每個消費者量身定做的行銷方案拿出,渲染體檢結果的嚴重性,讓消費者産生極大的恐懼心理,並且進一步虛假宣傳産品的溶栓、消栓、預防疾病的功效,消費者在這種緊張恐懼的氣氛下很容易被洗腦,從而購買産品。
溫州市鹿城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局長盧更生認為,這些“嘴上關心你的健康,眼裏只有你的養老錢”的行銷方式,對個體是謀財害命;對家庭是離間親情,更嚴重是對年輕群體的危害,“一些小年輕認為騙老人能夠發大財,成為一種發財的捷徑。因為這種門檻低,一學到這樣騙老人的技巧後,他就出來自己開店,自己招人,氾濫開來,導致成為全國性的問題。”
盧更生坦承,這些行為精準打擊起來的確有難度。首先是“反洗腦”的工作,很難抵抗“一對一”的個性化洗腦行為。他説:“我們不會像那些銷售人員想騙你錢那樣跟你套近乎,給你按摩,在心理上先給你打一種親情牌,老年人覺得這是替我著想。而我們的宣傳是提醒你如何防範,而不是對每一個人有針對性的、個性化地進行宣傳。”
而且,這些行銷者也在根據監管部門的打擊隨時進行有針對性地修正,以至於發展至今,形成了“分階段看不違法,整體考量又不合法”的局面。盧更生認為,更關鍵的是,一些被騙的老人到最後也不認為自己受騙了:“有些老年人一旦入了套就不清醒了。兒子跟他這麼親,兒子講話他就不聽。凡是一個陌生人對你好,都是想你兜裏的錢。但是往往他認為陌生人有靈丹妙藥,親人都害她。所以把自己的錢一步一步送給別人。”
盧更生表示,打擊有難度不等於監管部門可以袖手旁觀。比如,監督管理好保健産品的生産企業就是辦法之一,“首先在源頭上,保健品的生産企業不能跟經銷商沆瀣一氣。主要是源頭監管,我們沒監管住,才導致在銷售環節管起來有難度,鹿城區的探索已經表明,只要我們認真、真正思考,沉下心去研究,沒有打不掉的。”
不可否認,保健品經銷商的一些反監管行為,的確給管理部門出了一道難題,但這道難題更是出給整個社會的:這些所謂保健品的推銷者,以長時間與老人的接觸溝通為形式,實際上眼裏卻只有“錢”,一旦老人的子女有絲毫的阻撓,為了順利地賣出産品,他們就會離間老人與子女的關係。可以説,比起這些企業在行銷産品時所獲利益,行銷過程中對家庭關係的破壞與瓦解,更值得人們警惕。
(責任編輯:王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