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供應量增長較快表明市場流動性總體寬裕，國家穩增長政策力度加大，經濟活躍度有所提高。”盛松成解釋稱。

　　隨著去年年底金融數據的發佈，2015年全年社融總量出現萎縮，外匯佔款創新低，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仍然是重中之重。

　　2016年伊始，央行行長周小川就對貨幣政策定調：“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2014年11月以來，央行先後6次降息、5次降準。從目前銀行間市場的情況來看，利率水準比2014年底有明顯下降。有業內人士認為，央行進一步降息的空間較小，將轉向定向調控，未來總量的政策可能不那麼重要，更重要的是結構性政策。

　　央行未來如何有效降低融資成本？全面降準降息還會有嗎？

　　去年全年社融總量萎縮

　　近日，央行公佈2015年12月金融數據顯示，12月M1和M2呈現出“雙高”局面。“2015年12月末，廣義貨幣M2增速為13.3%，較上月末回落0.4個百分點，今年7月份以來M2增速都在13%以上。”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介紹，12月末，M1增速為15.2%，較上月末回落0.5個百分點，第四季度的平均增速為15.0%，較前三季度的平均增速高8.4個百分點。“貨幣供應量增長較快表明市場流動性總體寬裕，國家穩增長政策力度加大，經濟活躍度有所提高。”

　　然而，據央行最新發佈的數據，2015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5.41萬億元，比上年少4675億元。盛松成在回答《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提問時表示，2015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略少於2014年，主要受外幣貸款大幅減少、表外融資明顯萎縮、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的影響。儘管如此，社會融資規模增量依然高於5年來的平均水準。

　　“2015年全年社融總量出現萎縮，意味著融資佔GDP的比重在下降，雖然控製表外融資和降低實體經濟杠桿符合監管政策方向，但在經濟下行階段，融資總量萎縮對經濟企穩不利，且會加大實體經濟資金可獲得性的難度。”招商銀行資産管理部高級分析師劉東亮表示。

　　與此同時，2015年12月新增人民幣貸款為5978億元，也低於市場預期。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2015年12月新增貸款看似較低，其實該數值包含了非銀行金融機構貸款負增長因素，而非銀行金融機構貸款在12月進一步減少2196億元。社融口徑的新增人民幣貸款則為8323億元，僅較2015年11月社融口徑的新增人民幣貸款少增550億元，較2014年12月同期還多增1350億元。這一系列數字還尚未考慮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對人民幣貸款餘額以及新增人民幣貸款的負面影響。如果剔除這一因素，實際去年12月人民幣貸款新增可能接近9000億元。

　　劉東亮認為，2015年全年對實體經濟發放的貸款增加較多，人民幣信貸佔社融比重顯著提升，顯示寬鬆貨幣政策對信貸的刺激作用正在顯現，同時央行將表外融資壓回表內的政策效果也較顯著，表外融資風險得到初步控制，值得注意的是，外幣貸款的減少也對提升人民幣信貸佔比帶來較大幫助。

　　外匯佔款持續新低

　　去年12月，我國外匯佔款下降幅度再創歷史紀錄，央行口徑人民幣外匯佔款下降7082億元，至24.85萬億元。2015年以來，外匯佔款下降幅度屢創紀錄，只有1月和10月外匯佔款出現小幅上升，其餘月份全部呈現下降狀態。業內人士分析稱，外匯佔款大幅減少，其他條件不變，社會流動性趨於緊張，使降準的概率增加。

　　“外匯佔款下降，一是12月人民幣貶值預期加大，伴隨資本流出加快；二是境內外匯差擴大之下，套利投機活動帶來資本流出；三是央行穩定外匯市場的操作也帶來一定數量的外匯佔款減少。”連平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解釋。

　　實際上，與外匯佔款下跌對應的是12月外匯儲備亦創下歷史單月跌幅之最。據央行數據，去年12月外匯儲備報3.33萬億美元，較前月大降1079億美元，這是可查歷史數據以來最大單月降幅。

　　“12月外匯佔款大幅下降，主要與外匯儲備變化即減少有關，外匯準備變化，又與人民幣匯率貶值及貶值預期有關。”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周景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中國經濟下行，金融風險上升，美聯儲加息，中外利差收窄，使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加強，尤其是“8·11新匯改”之後，短期資本傾向於流出。人民幣匯率貶值，個人和金融機構傾向於不結匯或增加購匯規模，這也會使外匯儲備規模減小。

　　連平認為，短期內，人民幣貶值預期難以消退，預計央行仍將一方面通過消耗一定外匯儲備來應對人民幣貶值壓力，另一方面保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基本穩定。受資本市場震蕩及季節性因素等影響，資本仍面臨流出壓力。但在央行加強宏觀審慎管理、穩定外匯市場操作及引導預期等影響下，人民幣不會出現持續大幅貶值。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資本流出壓力。總體來看，短期內外匯佔款仍將繼續在低位震蕩。

　　降準條件已滿足

　　外匯佔款一度是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屢創新低的外匯佔款使得市場對央行2016年的降準預期加大。“外匯佔款大幅減少，其他條件不變，社會流動性趨於緊張，再考慮到穩增長的需要，這就使降準的概率大大增加。”在周景彤看來，通過降準，可以降低商業銀行負債成本，降低商業銀行向實體企業成本轉嫁壓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周景彤進一步表示，當前經濟金融環境已完全滿足兩個降準條件：一是外匯佔款趨勢性減少；二是經濟下行趨勢不改。“儘管提高中國經濟中長期潛在增長率需要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通過短期需求側管理，穩定經濟增速不僅是解決當前就業等社會問題的需要，也是實施中長期結構性改革的基礎性條件。”周景彤説。

　　“未來總量的政策可能不是那麼重要了，更重要的是結構性政策。在貨幣政策為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條件下，結構性工具越多，貨幣政策的靈活度越強。”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説，此前，央行通過定向降準，MLF、SLF、PSL等定向工具向“三農”、小微、棚改等領域提供流動性，以支援這些薄弱環節的發展。此外，央行可以通過政策性銀行進行結構性的優化，引導資金進入需要扶持的領域，而不只是單純依靠降低利率或者無差別降低存款準備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