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抹平人民幣境內外匯差，這枚被段子手戲稱為中國央行扔出的“核彈”，在全球市場引發的蝴蝶效應還在繼續。在美聯儲即將啟動新一輪加息週期之前，單一貨幣計價的全球第三大經濟體選擇擁抱更為市場化的匯率形成機制，無疑直接改變了全球市場的力量均衡。

　　按照IMF的統計，2014年全球GDP總量為77.3萬億美元。其中歐元區18.5萬億美元，佔比23.9%；美元區17.4萬億美元，佔比22%。緊隨其後的就是人民幣區的10.4萬億美元，佔比13.4%。這三大貨幣區，不僅經濟總量加總後接近全球經濟總量的60%，而且從公開資料可知，三者之間基本上兩兩互為排名前兩位的貿易夥伴。

　　這種格局，和美聯儲上一輪加息週期啟動時的全球市場有了本質區別。1999年美元在亞洲金融危機平息之後進入了短暫的加息通道，當時歐元雖然已經成型但尚未正式流通。直到2002年1月1日，歐元才正式進入流通領域。2004年美元重新啟動加息週期時，雖然歐元已經取代法郎和馬克進入特別提款權（SDR），但當時人民幣尚未啟動匯改。人民幣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直到2008年底才藉由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邁開腳步。

　　不過背靠全球最高的外匯儲備和經濟增長速度，人民幣在短時間裏就成了有相當影響力的主權貨幣，並最終走到謀求加入SDR成為新的權重貨幣這一步。歐元區、美元區和人民幣區三分天下的基本格局，也隨著近十年全球資訊化的浪潮而逐步成型。這或許是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後，傳統的美元中心貨幣體系第一次面臨“多中心”格局的直接衝擊。

　　新的格局意味著，美元貨幣政策的權衡因素中，歐元區和人民幣區的變數權重會加大。2012年歐債危機威脅到歐元區核心國家時，美聯儲擱置了加息的爭議，義無反顧推出了第三輪量化寬鬆。人民幣此次改革中間價形成機制後，儘管美元加息預期仍然濃厚，但包括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在內的學者和市場人士已在公開呼籲，美聯儲應該考慮推遲加息。薩默斯甚至建議，美聯儲應該再來一次量化寬鬆。

　　如果未來真如薩默斯所料，那中國央行在這一窗口推動中間價機制改革，並允許人民幣小幅貶值非但不是冒險之舉，反倒是妙棋一招。因為人民幣主要盯住美元，儘管這令中國抓住了融入全球市場的歷史性機遇，但也在內部形成了龐大的過剩産能。這種不均衡帶來的負面影響，在2007年美元步入降息通道後已經顯現。

　　怎樣解決過剩産能？在匯率不能市場化浮動的情況下，中國面臨的情況或許與1973年前美元仍然與黃金掛鉤時的美國並無二致。在封閉情況下要想解決經濟內外失衡的問題，其難度可想而知。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抓住機遇把問題推出去呢？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不管是當年人民幣面臨的升值壓力，還是現在承受的貶值壓力，其根本原因都是經濟全球化程度加深所帶來的。

　　1973年具體經手美元與黃金脫鉤計劃的美國前財政部副部長保羅·沃克爾最終因此而名垂青史。此後他因緣際會出任美聯儲主席，並被繼任者格林斯潘譽為“過去二十年裏美國經濟活力之父”更是後話。雖然現在尚難預料人民幣未來在全球市場還將經歷何種風浪，但直面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這總不會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