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紅衣教主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原標題為《周鴻祎：沒有制度創新，“雙創”只能是一句口號》，周鴻祎主要在文章中談了兩件事，一是對股權眾籌希望能夠減少限制，尤其是法律中關於股東人數不能超過200人的限制，第二是員工的期權稅太重，希望能夠減免。

　　以下為周鴻祎的發表文章全文:

　　清障搭臺、化繁為簡、簡政放權，都是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創造良好制度環境。目前，我國的公司法、證券法等，存在一些不與時俱進的規定，這有可能成為“雙創”絆腳繩。比如，對股權眾籌股東數量的限制，對期權收入的個稅徵收等。

　　對眾籌股東數量應減少限制

　　初創企業融資難是一個老問題，第一筆資金往往來自父母和親朋好友，銀行不要指望，天使投資也不是那麼容易獲得。但有了網際網路以後，初創企業可以通過金融平臺，讓很多素不相識的人知道創業者做的項目，可以從認同者那裏融資。如果一萬人願意投資這個項目，每個人一萬元，風險就不大。如果成功，回報率也很高。有了股權眾籌，普通人都能參與到創新創業中。

　　我們在開發360奇酷手機的時候，也有進行股權眾籌的想法。360公司投資20多億元成立了奇酷手機公司，從中切出一小部分股權，再限制一定的份額向普通人開放。他們既可以享受奇酷公司未來價值增長所帶來的回報，也可以根據一定折扣購買奇酷的産品。我們並不缺錢，對我們來説，股權眾籌是一種用戶策略和行銷策略，這些人購買了奇酷的股權，他們既是用戶，又是股東，會積極地向我們提出各種産品建議，同時也會熱情地向其他人宣傳産品。對我們來説，這批最鐵桿的用戶非常重要。

　　但根據公司法，非上市公司的股東不能超過200人。與公司法相對應，我國證券法第十條規定，向不特定對象發行證券的，或向特定對象發行證券累計超過200人的，都算是公開發行證券。公開發行證券則必須通過證監會或國務院授權的部門核準，需要在交易所，遵循一系列規則去交易。

　　我理解公司法、證券法這樣規定是為了防止出現非法集資，一旦集資人跑路，就會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但這樣的規定過於“一刀切”，與現實發展和需要有些脫節。首先，我們都已經投資了20多億元，根本不可能跑路。其次，我們對每份投資額都做了限定，即使出現風險，也不會導致投資者傾家蕩産。第三，我對自己的公司和産品充滿信心，我甚至願意以我個人的資産作為擔保。像這樣的設計，與非法集資根本不是一個概念。

　　因此，希望公司法、證券法與時俱進，根據今天技術發展和市場情況，及時修改完善，為網際網路創新提供更好的制度支援。

　　對期權收入徵稅應給予優惠

　　對員工出售期權的收入徵收高額的個人所得稅，也值得商榷。

　　像360這樣的網際網路公司，基本實現了全員持有股票或期權。我認為他們不是員工，而是公司的合夥人，是創業者。他們有了股票，有了期權，有了主人翁意識，就會特別積極地為企業創造未來。網際網路公司發展迅速，原因是員工願意加班，願意勤奮地工作。如果沒有期權和股票作為激勵，員工不可能有這樣的自覺性和積極性，這個企業不可能發展很快。

　　初創企業要發展，必須要不斷引入高端人才、專業人才，但這些人才在大公司裏拿著豐厚的薪酬，初創企業根本給不起。這些高端人才降薪加入初創企業，授予期權或股票之後，他們將在幾年之內忍受這種低收入。

　　按照現有法律規定，我國對企業員工出售期權所獲得的收入按照個人所得稅來進行徵稅。如果這家初創公司發展到後來上市了，他們賣了期權賺一部分收入，國家是把期權收入和員工月工資收入加在一起，徵收可能高達45%的個人所得稅。雖然員工一次性出售期權賺了不少錢，但他或許在前五年甚至十年內一直拿著低工資。

　　另外，企業授予員工股票和期權，都是具有限定條件的，就是説一年只能出售一部分，四五年才能出售完。如果公司股價跌了，員工賺不到什麼錢，之前長期的較低工資也算是白忍了。因此，希望國家對期權等遠期激勵收入適當給予支援，提供稅收方面的優惠政策。

　　改革開放30多年，出現的幾波紅利都是因為當時國家的寬鬆政策環境，從1984年開始，中國出現了一個大的創業潮，出現了像聯想、華為、萬科這樣的著名企業，這也是制度改革帶來的紅利。1990年之後，我們這群搞網際網路的毛頭小夥子敢辭職下海，也是政策對待新生事物採取寬鬆和支援的態度。今天網際網路的繁榮局面，根本上講就是當時寬鬆的制度環境決定的。

　　那麼，今天的紅利在哪？我覺得仍然在強烈希望改變自己人生的年輕人身上，所謂軟實力，本質上是年輕人的創造力。但能不能真的産生紅利，就看制度環境，就看行政、法律等方面是如何地引導、激勵、扶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