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個被《清明上河圖》盛名掩蓋的展覽

　　寫生蛺蝶圖卷（國畫） 北宋 趙昌 故宮博物院藏

　　歲朝圖（國畫） 清 弘歷 故宮博物院藏

　　“從展名可以看出，此次展覽並非‘《石渠寶笈》著錄書畫精品展’，而是對《石渠寶笈》著錄體例的第一次集中展示。展覽的學術目的旨在讓觀眾了解《石渠寶笈》這部書，了解它編纂及其著錄書畫的特點，以此對清宮皇家典藏書畫的聚散、特質和鑒藏的研究方法有基礎的認識，能夠客觀評價《石渠寶笈》著錄書畫的價值。”

　　“今天參觀觀眾較多，排隊至少需要6個小時！”“往前走走，不要停留！”“請跟上前面的觀眾！”“您一會兒可以看高清大屏！”……自故宮“石渠寶笈特展”開展以來，每天都有大量參觀者蜂擁而入，由於武英殿實行200人的參觀限流，工作人員不時地廣播提醒。

　　9月18日上午，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出現在武英殿，他詢問觀眾如何進入故宮，排隊情況如何。有觀眾告知排隊一個多小時，他拱手錶示歉意。前一天，針對媒體和觀眾提出的排隊時間長、《清明上河圖》為何不能單設展廳、展廳限流措施、參觀隊伍移動太慢等問題，他還對媒體做了回應。單霽翔表示：“此次《清明上河圖》全卷展出，引發了觀眾參觀的熱潮，雖然排隊盛況是故宮博物院近年來難得一見的，但並沒有因此現場失控。故宮博物院根據觀眾疏導方案不斷增加管理人員和相關措施，保證觀眾有序排隊、安全參觀，並儘量提供參觀的舒適氛圍。”

　　此次特展影響之轟動，觀眾“爆棚”之熱情，大概90%是因為一幅傳世珍寶《清明上河圖》。其實，這次特展的主角是一部書，並非哪一幅畫。

　　《石渠寶笈》是怎樣一部書

　　“從展名可以看出，此次展覽並非‘《石渠寶笈》著錄書畫精品展’，而是對《石渠寶笈》著錄體例的第一次集中展示。展覽的學術目的旨在讓觀眾了解《石渠寶笈》這部書，了解它編纂及其著錄書畫的特點，以此對清宮皇家典藏書畫的聚散、特質和鑒藏的研究方法有基礎的認識，能夠客觀評價《石渠寶笈》著錄書畫的價值。”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婁瑋闡釋説。

　　那麼，《石渠寶笈》是怎樣一部書？它編纂的前提和體例規範又是什麼？

　　從六朝到清代，歷代皇家的書畫收藏延綿不絕，成為中國文化傳承的獨特方式。據統計，清宮收藏的書畫達萬餘件，來源除繼承明代宮廷內府收藏之外，亦有大臣進獻、抄家籍沒，或從民間藏家手中購置，以及當時宮廷畫師的作品。而其時，皇家便有了將宮廷收藏的書畫登記造冊的傳統，即所謂的著錄。

　　清廷于乾隆和嘉慶兩朝，根據作品的等級,按照作品在宮中貯藏的地點為次序,以“千字文”字頭編號來編纂的大型著錄文獻《石渠寶笈》，分3次集結完成，分為《石渠寶笈·初編》、《石渠寶笈·續編》、《石渠寶笈·三編》。書中詳細記載了作品的名稱、質地、尺寸、款識、前代鑒藏印記、書體、畫法、內容、題跋、印章等資訊，同時考訂作者、相關人物、流傳過程，以按語形式標出。

　　而《石渠寶笈》在3次編纂過程中，內容及方式也有所微調。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薛永年介紹，《初編》的體例有4點值得注意，分別是尊宸翰、按時序、分等級、重取用。《續編》的內容比初編多3類 ：一是歷朝舊拓的法帖叢刻；二是關係典章制度和重大事件的圖畫；三是洋畫和番畫。《三編》則在內容上，補入了初編和續編漏載的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宸翰”，嘉慶皇帝本人的作品，以及臣工進獻而不見於初續編記載的作品，體例則沿襲《續編》，但沒有分等。

　　有趣的是，分3次著錄于《石渠寶笈》的書畫，印璽的鈐蓋均有各自固定的規制。例如，初編時，上等書畫必須押蓋五璽：“乾隆禦覽之寶”“乾隆鑒賞”“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石渠寶笈”，而次等書畫僅用前兩璽。但一般情況下，無論上等、次等，均再加貯藏殿閣印璽，如“乾清宮鑒藏寶”等。續編時，初入選的書畫用五璽，尤精而編入書中者，加蓋 “石渠定鑒”與“寶笈重編”兩璽，即所謂“乾隆七璽”。由此，觀者即可根據作品中的鈐印狀況，輕鬆判斷書畫作品被編入了《石渠寶笈》的哪個部分，也就可以知曉作品在《石渠寶笈》中的分級等次了。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有五璽的作品，也有由於諸如獎賜等一些歷史原因，而未被收入《石渠寶笈》的情況。

　　特展反映皇家品賞文化觀念

　　“石渠寶笈特展”在武英殿書畫館和延禧宮展廳同時展出。“典藏篇”陳列于武英殿，以《石渠寶笈》著錄書畫為主軸，注重揭示書畫收藏、流傳、辨偽的歷史，突出展覽的專業性和趣味性。展覽此部分共分為皇室秘賞、重回石渠、考訂辨偽三個單元。展出歷代書畫的經典之作，如我國最早名家人物畫和山水畫《列女圖》、《遊春圖》，最早作于紙上的繪畫《五牛圖》，王氏家族唯一傳世真跡、“三希”之一的《伯遠帖》等，另有清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五朝宸翰集體亮相，尚屬首次。“編纂篇”陳列于延禧宮，以《石渠寶笈》著錄的書畫來源、編纂人員、編纂體例、貯藏地點及其版本與璽印五個部分逐次解析《石渠寶笈》諸編的內容與特徵。此處展覽也精品眾多，圖書善本、專用寶璽等一一“亮相”，直觀詮釋《石渠寶笈》這一書畫著錄巨作。比如晉顧愷之《洛神圖卷》，及15件《石渠寶笈》專用寶璽。

　　如專家所言，《石渠寶笈》是一部體例完備的曠世巨作，也有它的遺憾之處，其著錄的書畫並非都是真跡，更非全是精品。因此，此次故宮的展覽也特設了考證辨偽的單元。婁瑋認為，《石渠寶笈》中的書畫辨偽部分實際足以作單獨的學術展覽來研究和呈現。“這一點作為《石渠寶笈》的重要特徵之一，基於今次展覽的體量所限，難進行更為豐富的展示，但哪怕只是作為一個小的單元，也一定要為大家梳理出來，還公眾一個客觀、真實的《石渠寶笈》。”婁瑋説。

　　眾所週知，清末及民國初年，溥儀以賞賜等名義，使部分書畫名作散失；出宮時還將大批藏品遷離紫禁城,部分藏品失散於民間甚至海外。因此，《石渠寶笈》成為目前挽救這批失落國寶的最重要線索。薛永年指出，《石渠寶笈》的編纂完成，實現了古代歷史條件下以非圖像手段保存所藏書畫資訊的最大可能。“它讓今人在研究故宮舊藏書畫的流轉遞藏時得以有史可考，也為書畫藝術史的研究——無論在架起語言與圖像的橋樑上，還是解釋造假背景的手段上，都提供了重要依據。”

　　英國維多利亞與阿伯特博物館高級研究員張弘星認為，對於《石渠寶笈》的研究，有兩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觀眾需要了解書畫作品的著錄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有著悠遠歷史傳統的客觀事實。“如果把一件書畫作品看成一個活的生命體，那麼，《石渠寶笈》之前宮廷內外的著錄加上《石渠寶笈》以及《石渠寶笈》之後的著錄，合力完成了著錄體例中一件相同作品流轉遞藏的完整‘自傳’的書寫。”另一方面，《石渠寶笈》作為著錄著作的重要性，也表現在它的著錄方式上打破了以往的著錄傳統，而有新的創造。尤其是它反映出來的對一些宮廷中小型書齋所藏作品的著錄。這些書齋是具有陳列展示的性質，但這個展示只是為皇帝，或極少數親近之人所做的精緻而私密的“常設展覽”，由此或可説，通過對《石渠寶笈》的分析，也可看到它內在呈現出的中國古代書畫陳列館的雛形。“從這兩個方面，將《石渠寶笈》放到中國久遠的著錄長河裏觀看時，就會發現它的獨特之處。”張弘星説。

　　故宮博物院書畫部副研究館員張震也指出，今天對於《石渠寶笈》的研究，首先需要弄清楚《石渠寶笈》得以編纂的前提。“現在的研究一般會根據著錄去談《石渠寶笈》是如何編纂，往往把一個重要前提給忽略掉了。”他認為《石渠寶笈》中著錄的作品是把皇室日常生活與繪畫品賞活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産物。所以，一定需要厘清的是，在這樣一個書畫作品使用功能的前提之下，《石渠寶笈》才根據所藏地進行了著錄。著錄的前提是藏品，而藏品的前提是皇家文人化品賞文化觀念的支撐。

　　《清明上河圖》當做“一扇門”

　　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全長528釐米，此次全卷鋪開陳列。10年前，為了慶祝故宮博物院80年院慶，這幅作品曾經展出，之後只分別在香港和日本展出，但都未曾全卷展開。為一睹國寶真容，很多觀眾一大早就在午門口排隊。據記者觀察，此次特展，很多觀眾是衝著《清明上河圖》而來。該展品所在的武英殿展區一直排長隊，展櫃前人滿為患，觀展隊伍移動緩慢。武英殿的清場時間由正常的17點延長至晚20點，仍然不能滿足觀展需求。

　　“這次故宮特展已經成了老百姓的‘嘉年華’！”知名收藏家包銘山對此感慨道，“這些展出的大部分我以前看過，上海博物館展過一次宋元明清展，《清明上河圖》也在蘇州博物館展過。打個不恰當的比方，‘石渠寶笈’有點像那張百萬英鎊一樣，到了當今這個社會，其實那張真正的百萬英鎊已經沒有那麼重要了，只是一個真跡、一個效果了。你要看《清明上河圖》，還不如實實在在看印刷品算了，可以在手上看個仔細。在武英殿人擠人怎麼看？只能停留幾十秒，後面推著前面，前面又有人催著，只能是看個熱鬧，根本沒法談欣賞。”

　　據悉，故宮博物院已緊急加印展覽相關出版物，如特展圖錄、《紫禁城》雜誌9月刊（“石渠寶笈”專刊）。在武英門故宮商店，已補充《故宮藏畫的故事》、《清明上河圖的故事》等書籍，方便觀眾翻閱和購買。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微信也推出了網上展覽，方便無法到現場的觀眾身臨其境。

　　遺憾的是，很多觀眾在目睹了《清明上河圖》真容之後，對同期亮相、同樣藝術造詣高超的隋代展子虔（傳）《遊春圖》、唐代韓滉《五牛圖》以及首次亮相的東晉王珣《伯遠帖》等，只是匆匆一瞥，有的甚至沒有時間再去東西配殿欣賞，更別説延禧宮內“編纂篇”包括顧愷之（傳）《洛神賦圖》卷在內的許多珍品，它們默默地成為了配角。

　　對此，單霽翔表示，由於之前的媒體報道、社會公眾的注意力大多都集中于國寶書畫《清明上河圖》，導致很多觀眾盲目排隊，只為此作品而來，而忽視了其他那些同樣難得一見的書畫珍品。他希望媒體能夠加以引導，更加全面地宣傳“石渠寶笈特展”的廣度與深度，讓公眾對此展覽有一個全面、整體、客觀的認識。

　　從建院80週年到90週年，《清明上河圖》十年一見，讓觀賞變成了“朝覲”，民眾的文化訴求與供給之間矛盾正在凸顯。雖然，自2008年4月21日起在武英殿常設的、每年兩期的“故宮藏曆代書畫展”，已經將眾多曾深藏“宮中”的書畫國寶展示給廣大觀眾，但展出的僅是少數經典之作。

　　而對於很多觀眾看了場熱鬧卻不懂門道的現狀，婁瑋、張弘星均表示，藝術欣賞能力的提高需要一個過程。廣大公眾對《清明上河圖》、對《石渠寶笈》著錄的作品開始有興趣了，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儘管展覽呈現出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但這種探討一定會催生正能量。

　　張震説：“通過原生態的珍寶，例如此次的《清明上河圖》，慢慢引導觀眾進入美術史的觀看中去。就像小孩子吃飯，遇到沒吃過的東西，不愛吃，但放點他想要吃的東西，他可能就願意去吃。”或如張弘星所言，當下環境中，大眾還是更多地接受到“明星文化”的資訊，下一步博物館、學者需要進一步去探索如何以公眾耳熟能詳的“明星文化”為契機，打開更多扇門，讓公眾能夠進入中國藝術的龐大殿堂中。只有各方合力，為公眾提供更多了解與接觸文化精品的機會，傳遞欣賞的多元方式，讓越來越多的觀眾常常走進博物館、美術館的時候，“文化盛宴”的意義才會真正顯示。（記者 胡立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