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被稱為“曬家底”的“石渠寶笈特展”在北京故宮開幕。諸多國寶級展品揭開神秘面紗，此次展出的書畫文物規格之高、一級 品之多，在故宮博物院乃至中國博物館界都極為難得，如東晉顧愷之的《列女圖》(宋摹本)、隋代展子虔的《遊春圖》、東晉王珣的《伯遠帖》、北宋張擇端的 《清明上河圖》等皆在列。關於名畫名作或許你已有所了解，但是關於“石渠寶笈”的這些事兒，去看展覽之前你有必要知道。

　　《石渠寶笈》

　　皇帝墨跡必收其中

　　乾隆皇帝喜歡標榜自己愛文化、愛收藏、對古代文化敬仰可是出了名。一部《石渠寶笈》便是明證。“石渠”一名，典出《漢書》。西漢皇家藏書之處稱“石渠閣”，在長安未央宮殿北。乾隆皇帝便以“石渠”為內府書畫著錄命名。

　　西元1744年，歲在甲子，二月初十，極為平常的一天，據《清高錄·高宗純皇帝》卷記載來看，乾隆皇帝與往常一樣先去皇太后處問安，回宮後開始 處理日常政務。但在中國書畫收藏曆史上，這一天卻並不平凡，因為就在此日，乾隆朝對宮廷書畫收藏的大規模整理拉開了大幕，這一切始於一道上諭：

　　三朝御筆，藏之金匱者，焜煌典重，實為超越前古。……又內府所儲歷代書畫積至萬有餘種，籍軸既繁，不無真贗。頃釋道兩典，已編為秘殿珠林一集。此處並宜詳加別白，遴其佳者薈萃成編。……

　　早在乾隆八年，他就決定，要將內府收藏的書畫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理。首先將有關佛教和道教的作品，編撰成目錄《秘殿珠林》。第二年，包含全部書 畫藏品的《石渠寶笈》開始編撰。初編成書于乾隆十年(1745年)，《續編》成書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三編》是在《二編》的基礎上繼續編輯、 整理，于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完成。《石渠寶笈》收錄藏品計有數萬件之多。對於後世研究中國古代書畫具有重要價值。這是一次規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它 將為存在了兩千年的中國宮廷書法繪畫收藏畫上一個句號。

　　編入《石渠寶笈》的書畫作品主要分為四部分：首先是所謂“三朝御筆”，即順治、康熙、雍正所遺留的墨跡，其次是皇宮內府所收藏的歷代書畫，三是乾隆自己從少年時開始創作的書畫作品，最後則是臣工多“經進書畫”。

　　進行這樣一個浩大的工程到底是何用意呢？上諭的最後幾句是“朕于清閒之餘，偶一批閱，悅研慮，左圖右史，古人豈遠哉？”可見，其真正用意説穿了 就是為了皇帝本人欣賞，而皇帝這種對書畫的欣賞又不同於一般人，所以才有最後兩句遠比古人的理由。其實皇室組織人力編纂書畫巨制早已有之，最典型的就是北 宋徽宗在位時所下令編制的《宣和書譜》、《宣和畫譜》。

　　史上最大牌“主編”兼“校對”——乾隆、嘉慶

　　在目前留存的《石渠寶笈》初、續編和三編中，僅僅留下了參與編寫、校對的臣工的姓名。那麼，乾隆皇帝有沒有參與著錄的編寫呢？

　　在北京故宮現存的《石渠寶笈》初編編寫時殘存的數十冊底本中有下面幾則資料：

　　“二月廿三日，上發養心殿國朝人書畫四卷，先行辦理，將來辦養心殿書畫時歸入上等。”

　　“乾隆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謹奏，臣等辦理《石渠寶笈》，所有乾清宮、重華宮、養心殿三處書畫俱以謄寫草本進呈禦覽。其御書房書畫草本亦已辦完，俟清時再行進程。”

　　由此可以看出，《石渠寶笈》一書收錄哪些書畫、編入哪個宮殿，定為上等或次等，最後的審閱、定稿，皆需秉承皇帝旨意。

　　在乾隆皇帝詩文集中有一首《養心殿晚坐》談到了《石渠寶笈》續編的編寫：“宮殿節臨熱，今朝了不炎。豈非當夏令，幸以澤優沾。有暇較書畫……”。在此首詩中，皇帝説的很輕鬆，“偶為評鑒，幾暇怡情”，《石渠寶笈》續編的編寫主要就是詞臣的事情，皇帝並沒有參與。

　　然而，《石渠寶笈》續編中一則題記的出現，卻説明瞭事實並非如此。

　　據《明初人書畫合璧冊》的後幅題跋記載，當時參與《石渠寶笈》續編的一個詞臣談到“每卷呈請(皇帝)指示”，皇帝發現了此冊中畫法與詩題跋與冊 頁中原來署款(五代)趙榦時代不符，敕令詞臣考證，詞臣經過一個月的研究，終於證實了皇帝的判斷。從這段題跋來看，乾隆皇帝在續編編書時，對每卷都要審 閱，而且還不時糾正其中的錯誤。

　　看來，乾隆皇帝在《石渠寶笈》初編、續編編寫時，均以天子之威親自審定書畫著錄的每一冊(卷)，承擔了“主編”的職責。

　　乾隆皇帝是眾所週知的“書畫癡”，那麼，嘉慶皇帝是否參與了《石渠寶笈》三編的工作呢？

　　據《清實錄》載，在《石渠寶笈》三編裝潢成書後，嘉慶皇帝對此書逐冊進行了詳細審閱，發現了錯誤多處，並不時對書中的錯誤進行糾正。嘉慶在閱至 第二十函第一冊時，發現“恭載高宗純皇帝”廟號中的“帝”字脫落，把皇帝廟號寫錯當然非尋常錯誤可比，“不可不加以懲處。……無庸交部議處，著即革職回 籍”。可見嘉慶帝實際上也幹了總校對、審核等類似“主編”的工作。

　　進獻康熙帝 竟也有假畫

　　最初的清宮書畫藏品大多來自明代宮廷收藏。順治帝時，對宮廷藏品尚未重視，從史料記載可知順治帝曾將大內藏品賜予臣下以示恩寵。到康熙帝，情形 開始發生變化。康熙帝終身勤學，對書法尤其喜愛，臣下紛紛向大內進獻古人書畫，博取歡心。但也不乏魚目混珠，真假難辨。明代著名書法家董其昌(卒後謚“文 敏”) 的書法作品成為贗品的“高發區”：“時下極重董文敏書，究竟購入內府者，皆閶門專諸巷陳純仲書，非文敏也。曾見閩中督撫門報，大書‘假寫董字陳某進見’， 不覺為之噴飯。”

　　更有像高士奇這樣明目張膽進獻假畫的膽大妄為之徒。其所著《江村書畫目》，書中不但記錄所購書畫價格，且將其分為九類：“曰進，曰送，曰無跋藏 玩，曰無跋收藏，曰永存秘玩，曰自題上等，曰自題中等，曰自怡，而董文敏真跡別為類附焉”，前兩類都註明贗品，價格低廉，所謂“進”即進獻康熙者。

　　除此之外，清宮藏品的相當部分來自清初本朝的私人收藏，最明顯的標記即藏家所鈐私人印章。

　　私人藏品一旦進宮就不可避免地被蓋上官方標誌。乾隆有一特大愛好就是喜歡在古代名家名作上題寫跋文，有些作品一跋再跋甚至多跋，同時還把他那 1800多枚圖章投在了那些作品僅有的空白處。書畫藝術最講空間上的虛實變化，追求疏可跑馬密不透風的作品意境，可乾隆卻把“跑馬地”題滿了長跋鈐滿了圖 章，這不能不説是對作品藝術性的“破壞”。清代內府藏品多鈐有皇家收藏印，一般説，入選《石渠寶笈》或《秘殿珠林》的上等書畫鈐六璽，即“乾隆禦覽之寶” (橢圓形)、“乾隆鑒賞”(圓形)、“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石渠寶笈”以及收藏殿所。次等書畫鈐三璽，即“乾隆禦覽之寶”、“石渠寶笈”及收藏 殿所。

　　乾隆打眼 真跡有了“跑馬地”

　　現在，研究內府印的鈐蓋方式，已經是鑒定宮廷書畫的重要手段。然而無論書畫上有多少跋、鈐加多少印章，只是鑒別清宮藏畫的一方面證據，並不能代 替書畫本身的鑒定，因為即使清宮藏書畫，也有贗品，而有些贗品正是乾隆親自收藏的，比如他對黃公望真跡《富春山居圖》的鑒定就是一個烏龍，實則也是一個萬 幸的際遇，“不太識貨”的乾隆把一幅明末臨摹的《子明卷》定為真品，真品自然受到冤枉，僅被視做有價值的贗品花費2000金購入留在宮中以示警戒，“概以 二千金留之，余因之有深警也”。《子明卷》被他題了50多處跋文，留白處佈滿了密密麻麻的黑字，逼仄得讓人呼吸緊張。黃公望的真跡則“樂得清靜”，再次躲 過一劫！

　　此次在武英殿東配殿還展出不少古代的書畫高倣品，這些作品都成功騙過了乾隆，被收入《石渠寶笈》，其中明代書法家王寵的兩冊倣作就曾是乾隆最愛。不過來看石渠寶笈特展的觀眾，可以在旁邊展櫃就看到王寵的真跡。“火眼金睛”的讀者可以去一探究竟了！

　　文/陳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