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歲的劉軍偉(化名)坐在馬路勞務市場“等活兒”。本報記者 王偉偉 攝

　　67歲的宋萬興，1990年開始出門打工至今。本報記者 王偉偉 攝

　　3月16日，上午9時，務工者自發形成的虎坊橋馬路勞務市場裏，求職的人摩肩接踵。他們拖著行李、提著桶、帶著饅頭和乾糧，四處張望招工人的身影，一看穿著乾淨、得體的人走近，趕忙湊上前去將其團團圍住：“需要人嗎？”

　　和正規人才市場相比，這裡的求職者普遍高齡，絕大多數年齡在50歲以上，作為第一代打工者，他們待在城市裏的時間並不短，只不過除了“上工”就是“找工”，還沒來得及看一眼城市的風景，就已步入晚年，此刻，他們正尋找一份“讓幹什麼就幹什麼”的活計。

　　——1——

　　城裏農村都沒有參加社保

　　李小來：62歲

　　老家：山西省運城市絳縣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身高只有一米五的李小來形單影隻，他頭戴一頂撿來的棒球帽，帽檐壓低根本看不清面容，只瞧得見鬍子拉碴。

　　他不和其他求職的工友説話，有人來招工時，也不像其他人一樣趕忙湊上前去。當記者走近他時，其他找工作的人湊成一團看熱鬧，告訴記者：“這人是流浪漢。”

　　10多年前，只有小學二年級文化的李小來一直在山西老家種地、打工，在煤礦做往外拉煤的溜子工，也在建築工地當小工，“只要能幹的啥都幹”，幹了幾十年。但由於沒“正式”幹過，他從沒交過社保，因為根本沒人管這些。

　　後來聽老鄉説“北京好”，他就跟著出來掙點錢。説起最近一份工作，李小來隱約記得是在四方橋幹保安，去之前簽合同説好1500元一個月，但是幹了4個半月，公司嫌他年齡太大，換了年輕人，他只拿到了2000元錢。問到是啥時候的事兒，他想不起來是“前年還是再前年”。

　　即便如此，口袋裏只剩幾元錢的李小來仍然覺得“在北京好混”，沒工作時撿個破爛也能吃飯，撿個紙片子、塑膠瓶能賣錢，肯定“餓不死”。

　　因家庭貧窮，李小來至今沒成家。現在的山西老家中，親人只有哥哥、嫂子。在外漂泊的這些年，他沒有手機，回家是唯一能和親人取得聯繫的方式。而“家”也只是哥嫂的家，常年在外“跑慣”的他，早已“四海為家”。

　　沒掙到錢，李小來已經3年沒回去過年了，他怕家裏人説“外頭混了幾年，啥也沒掙下”。

　　説話間，李小來提了提雙肩包的肩帶，那是他全部的行李，裏面裝著去醫院接水喝的塑膠杯和用來泡速食麵的茶缸。他上身只穿了兩件撿來的棉襖，大棉襖外罩個小棉襖，裸露的脖頸處乾裂得紋理分明，盡顯“風沙切割”的痕跡。

　　“有錢了買點兒饅頭、便宜速食麵，沒錢了撿著吃。”説到這兒，李小來無奈地笑了，笑得非常苦澀。

　　沒工作的這一年多時間，睡北京西客站地下通道的他，常常來虎坊橋“瞎晃”。李小來壓根也不知道社保是什麼，只是前些年回家時，聽侄子説給大隊支書買了條好煙，要給自己辦個“無兒無女”的“保險”，一年也能領點錢。

　　臨近中午，李小來站到馬路旁臺階上張望，站高點，好讓招工的人能看得見他。

　　【政策】

　　2014年，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合併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建立全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

　　2015年，我國基本完成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整合，各省級政府和新疆生産建設兵團都出臺了相關政策文件，全國所有縣級行政區基本建成制度名稱、政策標準、管理服務、資訊系統“四統一”的城鄉居保制度。

　　——2——

　　幹“特殊工種”卻不能提前退休

　　劉軍偉(應採訪對象要求化名)：55歲

　　老家：河北省高碑店市

　　正午，路邊的臺階上擺滿了務工人員裝行李的白色塑膠桶和編織袋。55歲的劉軍偉坐在一旁，他內穿綠色軍裝、露出粉紅色毛衣領，手捧一份套餐狼吞虎咽，5元錢，3個素菜2兩米飯，雖是工地上“吃剩下的飯拿出來賣的”，但和很多務工人員帶的饅頭、燒餅相比，已是“奢侈”。

　　由於前一天晚上“坐”在醫院過夜，劉軍偉雙眼佈滿紅血絲。這是2016年開始找工的第1天，也是他來京務工的第25年。25年前，他還是工廠裏負責維修攪拌罐的職工。

　　坐著説話時，劉軍偉腰板挺直，看上去並不像農民工。1981年，部隊退伍的他，被分配至河北某部隊化工建材總廠工作，特種行業，正式職工。加上所有的“勞保”，劉軍偉一個月能有100多元，這收入對於上世紀80年代北方小城的普通工人而言，已相當不錯。

　　但好景不長，1992年廠子宣佈倒閉，劉軍偉和千余名同事隨即失業，開始了顛沛流離的日子。為掙生活費，劉軍偉來到北京，打散工。

　　起初，他在朝陽區一家安裝公司做焊工。“幹的時候説上五險一金，一個月1500元”，劉軍偉高興極了，但直到2003年廠子“黃了”，他也沒見著社保的影子。

　　回想起來，劉軍偉對那份工作還是很滿意的，因為是長期的，不像現在這樣，找的都是些臨時“頂替”的工作。一旦有年輕人進來，他又得從頭再找。

　　終於，2009年，老家早已倒閉的化工廠進行破産“清算”，補齊了“劉軍偉們”拖欠了近30年的五險。

　　至此，壓在劉軍偉心上的“養老”大石總算落地。因為失業後的這些年，他打工掙的錢只能維持自個兒的生活，根本不夠養家糊口，家裏的兩個女兒全靠愛人開小餐館支應。以前劉軍偉住單位房，單位破産後房子收了回去。如今，春節回去他都只敢在妹妹家住，“你又沒給閨女盡義務，老了憑什麼養你？”

　　2015年10月，一直沒活兒的劉軍偉早早地回了老家。因為將滿55歲的他，已經符合國家規定的“特殊工種”的退休年紀。他想提前回去打聽看是否要辦理退休手續。

　　但去了社保局，劉軍偉才知道，自己雖屬化工廠的“特殊工種”，但工廠壓根沒給自己辦特殊工種的證件，他只能等到60歲才能退休。而期間5年的養老金“企業垮了不管，只能自個兒交”。

　　隨後一查，劉軍偉嚇了一跳，“你知道叫我交多少錢嗎？8萬多，我哪有這麼多錢。”

　　眼瞅提前退休“沒戲”，劉軍偉再度踏上打工之路。

　　站了一個上午，劉軍偉也沒遇著想找的工作，但他很樂觀，“叫幹什麼幹什麼，湊合找到個清凈點兒、維持生活的工作，沒什麼問題。”

　　——3——

　　流動的農民工社保不能“攜帶”

　　涂桂香：53歲

　　老家：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

　　剛過午飯時間，六里橋路邊零零散散、找工作的男性農民工圍坐在地上打牌。53歲的涂桂香身穿灰黑色夾克，提著吃剩下的燒餅，站在旁邊看。

　　20多年前，農民工涂桂香剛出來打工時，社保還沒“流行起來”。現在，她雖知道啥是社保了，但打工好似“遊擊戰”，有些正規的廠裏給繳，但辭工換去另一家，“人家沒説社保，也就顧不得問了，聽説社保也帶不動、帶不走、接不上。”

　　在涂桂香看來，鄉下人來城裏打工沒有社保很正常。

　　“你這個月幹了，你下個月不幹就可以辭工，有保險還牽絆呢！”

　　涂桂香來自江西省永豐縣的農村。十四五歲時，因“媒人”強迫婚姻，百家姓中排“小姓”的涂桂香被迫嫁到鄰村“大姓”的陳家。在一起10餘年，她實在忍受不了丈夫“嫖嫖賭賭、好吃懶做”，便撇下兩個孩子，進城打工，賺點錢供孩子讀書。

　　和其他務工人員不一樣，涂桂香在外的這20多年既沒有老鄉帶，也沒有人幫忙、指點，全靠自己“想出去看看世界”闖出來的。

　　剛開始，想著離家近，涂桂香在縣城販菜、販水果，做得好的話，一天也能賺幾十元錢。但聽別人説大城市“大得很”，她便隻身前往杭州。人生地不熟的她只能邊和人擠住廉價旅館，邊找工作。

　　出門在外，涂桂香只敢找“包吃包住”的工作。她進過茶廠摘茶葉、在服裝廠剪過線頭、掃地，也伺候老人，進工廠做飯，但都是些沒什麼技術含量的工作，“上縫紉機不光沒工資，還要交師傅錢。”

　　從最初到杭州一個月500元錢“管吃管住”，到現在2000元一個月，涂桂香覺得還是大城市好，因為打工時不花錢，攢的錢可以供自己不想幹或“失業”時花。

　　如今，她在北京交了個男朋友，倆人在長辛店租了間6平方米的平房，一個月房租250元，談了有兩三年的時間。

　　説起養老，她似乎更加“淡定”：“想這麼多幹嗎，過一天算一天。”但涂桂香並非沒有煩惱，如今來馬路勞務市場招人的越來越少，“聽説”大家都在網上招聘，“我們上網都不會上，怎麼找？”

　　但“20多年沒種過地”也沒有房的她，堅信自己不會回農村，回去她也不知道幹什麼，還不如在外賺點“零花錢”。

　　【政策】

　　從201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係轉移接續暫行辦法》的主要內容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參加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所有人員，其基本養老保險關係可在跨省就業時隨同轉移；在轉移個人賬戶儲存額的同時，還轉移部分單位繳費；參保人員在各地的繳費年限合併計算，個人賬戶儲存額累計計算，對農民工一視同仁。

　　2014年2月24日，人社部、財政部印發《城鄉養老保險制度銜接暫行辦法》，于2014年7月1日起實施。首次明確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和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之間可以轉移銜接，但要在參保人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後進行。

　　日前，人社部部長尹蔚民介紹，我國目前正進行養老保險制度頂層設計，總體改革方案還需要向各方面徵求意見，按照程式報批，但沒有設定推出時間表。經過前期廣泛調研和聽取意見，以及大量測算，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方案的基本思路已經形成。養老保險制度頂層設計方案涉及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

　　——4——

　　病退了但無法按時拿養老金

　　宋萬興：67歲

　　老家：山東省濟寧市

　　虎坊橋馬路勞務市場中，67歲的宋萬興算是經濟條件好的。身穿著黑色倣皮棉襖的他1992年“病退”，本來50歲就可以拿養老金的他，卻因為各種原因沒有拿到，不得不堅持打工。

　　宋萬興來自山東濟寧。1970年，他投奔哥哥，去了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由於沒文化、沒技術，宋萬興便在齊齊哈爾農場裏的奶牛場當養奶牛，每月32元錢。他和一名河北來的女工結了婚，生了4個孩子。

　　1987年，“就開了一個會”，宋萬興説，農場就“解體”了。他記得，當時領導告訴大家，以後大家都不用上班了，有親戚的奔親戚，有朋友的奔朋友，“自謀生活”。

　　看“形勢”不對，積勞成疾的宋萬興立即向場裏申請“病退”，並在1990年隻身一人跑出來“流浪”。

　　在外奔波，宋萬興一直惦念著能夠病退。1992年，單位通知他申請通過，但由於沒錢，只能“用種地折錢”。幾經折騰，單位的説法也是變來變去。“名義上可以退了”的宋萬興，實際上一分錢也沒拿到過，直到2011年，60歲時，他的養老金才“開上錢”，一個月2000元。

　　“四次白幹，三次遣送，一次拘留……”宋萬興清楚地記得流浪在外的這些年，他遭遇過的打工心酸。做保安、賣早餐、打小工、洗碗，但凡能想到的城市雜活兒他都幹過。

　　4年前，他曾在朝陽區雅寶路的一家早餐店包包子。店主為節省工人開支，讓宋萬興既和面，又包又蒸，一個人幹倆人的活兒。堅持了將近1個月，他覺得身體有些吃不消，便跟老闆提議看能不能減些工作量。誰知，老闆不但沒同意，還讓廚師長動手打他，“把脖子打壞了”。挨打後的他連1個月的工資都沒要就跑了，因為沒有醫保，他只能忍著，疼了三四年才徹底恢復。

　　如今，66歲的他，全家四口人分散各地打工，還不知道哪一天回哪養老。

　　採訪手記

　　亟待填補的短板

　　採訪結束時，馬路勞務市場的務工人員告訴記者，天一亮就有人“蹲守”在這兒，很多人不知道去哪兒過夜，常常露宿街頭，“夏天還好，冬天就難捱了。”

　　來自國家統計局發佈的《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4年，50歲以上的高齡農民工數量已逼近4700萬，佔比從2010年的12.9%上升至17.1%。而在社會保障方面，高齡農民工最為集中的建築業，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參保率分別僅有5.4%和3.9%。

　　和熱鬧的馬路勞務市場相比，一街之隔的虎坊橋人才市場冷清多了，只有零星幾個人站在櫥窗外，盯著張貼的招聘資訊看。

　　人才市場的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兩年找工和招工都越來越難，這些農民工，年紀太大也沒什麼技術，只能幹一些保安、保潔、雜工等活兒，而經濟轉型升級下，稍微對技能有點要求的，都幹不了。

　　面對回不去的家鄉、跨不進的城市，這些沒有社保的高齡務工人員有的雖然在工作崗位上，卻徘徊在社會保障大門之外；有的雖已告老還鄉，卻因為無法連續繳納社保15年而無法享受養老金。他們不知道自己老了之後，該去哪兒養老，拿什麼養老。

　　“高齡農民工”養老困境，已然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對於正在邁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中國而言，“打工爺爺”的養老問題，無疑是亟待填補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