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何時起，“中産”忽然成為一個熱門詞。報道層出不窮，一會兒是“中國有中産階層嗎”，一會兒是“我們都被中産了”。它已經不是一個規範的學術用語，在含糊的語義下，逐漸演變為大眾表達情緒的一種象徵、一個特定標簽和符號。

　　不同的人對“中産”充滿不同的想像。然而，究竟什麼是“中産”的標準？關於“中産”，不同解讀的背後又潛藏著怎樣的社會心態？

　　近期，兩條關於“中産”的新聞刷爆網路。

　　一是有人撰文説，“上海中産家庭年收入70萬不夠用”。特大城市的中産者們連忙“借題發揮”，抒發生活不易，也有網友吐槽，“70萬都不夠算哪門子危機”。

　　二是關於中國究竟有多少中産人口。瑞信最新發佈的“2015全球財富報告”指出，中國擁有全球最龐大的中産階層人口，達1.09億，超越美國的9200萬。報告發佈後迅速引起輿論的口水戰。馬雲認為，中國中産階層人口數量已達3億，也有國內的研究機構認為，至少有2億。

　　或許，關於中産階層，我們永遠給不了各方認同的標準答案，但對中産的熱議作為一個客觀現象，確實值得關注和琢磨。

　　【中産階層】

　　中産一直被描繪為社會的“穩定器”，一個中産者佔大多數的“橄欖型社會”，是最穩定的結構。他們是寧願在麥當勞門口排隊一小時只為買一個漢堡，也不願捲入紛爭的群體；他們是一直被商家青睞，能夠拉動內需，有消費激情的群體，但同時，他們從事的工作不指望暴富，咬緊牙關，兢兢業業，一步步往上爬，在體面的社會聲望背後，隱藏著患得患失的身份焦慮。

　　有沒有標準答案？

　　不知從何時起，“中産”忽然成為一個熱門詞。報道層出不窮，一會兒是“中國有中産階層嗎”，一會兒是“我們都被中産了”。它已經不是一個規範的學術用語，在含糊的語義下，逐漸演變為大眾表達情緒的一種象徵、一個特定標簽和符號。

　　不同的人對“中産”充滿不同的想像。商業文案會寫，我們的目標消費者是“中産群體”；許多人會抱怨“我壓根不算中産，還無法過上中産的生活”； 好端端一篇講故事的文章，開頭會這樣形容“他來自一個中産家庭”……中産，成為名詞、形容詞、動詞，廣泛潛伏在日常的語文裏，時不時就會跳出來，引爆話題。

　　然而，究竟怎樣才算是“中産”呢？

　　“中産”概念是舶來品。早期，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在其著作《白領:美國的中産階級》一書中，概括了美國中産者的輪廓，並把這個概念推向世界。當時米爾斯認為，這批人主要依附於政府機關、大企業，專門從事行政管理與技術服務。然而，時代轉換，讓更多複雜因素填充進中産者的行列，美國的中産階層也幾經更疊。

　　在國內，這個外來概念相當模糊，大致可以與“中等收入群體”、“中間階層”約等混用。劃分標準同樣幾度變更，從未達成一致的看法。於是，這個指代不明的語匯反而在大眾那裏方興未艾，眼花繚亂。

　　經濟學家和官方統計經常把收入作為標準。比如，國家統計局界定，我國城市中等收入群體的年家庭收入標準為6萬元-50萬元，並預測到2020年，城市中等收入家庭將佔全部家庭收入的45%。

　　但是很多人會不高興。那些勉強跨入中産門檻的人，自覺日子過得苦哈哈、緊巴巴，好像算不上體面的“中等收入群體”。其次，光算收入也讓高學歷的人心裏不平衡。白領們會強調，消費習慣、文化方式、受教育程度、審美品位等等，這些“精神指標”應該也列入其中。

　　很多學者，選擇從收入水準、職業、身份認同、社會聲望、教育程度、消費水準等綜合維度來界定這個人群。《福布斯》雜誌公佈過一個中産階層標準：生活在城裏；25歲到45歲之間；有大學學位；專業人士和企業家；年收入在1萬美元到6萬美元之間。但爭議依然沒完沒了。

　　或許，關於中産階層，我們永遠給不了各方認同的標準答案。但對中産的熱議作為一個客觀現象，總歸需要琢磨和解析。

　　體面的職業=中産？

　　菲菲是一名普通的公務員，月收入6000元以上。“算是中産，但處在一線城市的中下序列。”——這是她給自己的評價。

　　孩子不到3歲，朝九晚五的她，沒有太多精力照顧，全靠家人幫忙。只有難得的雙休日，菲菲可以陪伴孩子成長。但是每到雙休日，她只想倒頭睡到自然醒，好好休息，不思考，不煩惱，不做事。

　　今年，她的上司，作為公務員階梯裏的中層，毅然辭職去上海市的一所重點中學當老師。上司説，兩者報酬差不多，但是老師顯然性價比高很多，每年寒暑假有大塊的休息時間，還有一個關鍵：這份工作和公務員一樣，屬於中産者的體面職業，轉換過來損失不大。

　　但教師真的算中産嗎？菲菲想起自己的好友，一位華東師範大學心理學系的畢業生。這位好友在一所普通中學當心理老師，外人聽來都覺得不錯。同學聚會時，大家自然給她貼上“中産”標簽。一次偶然的機會，菲菲得知好友一個月凈收入才3000元不到，在上海的日子並不好過，“她的生活，應該算不上中産吧？”

　　復旦大學社會學教授于海給出了他的答案：“如果以收入為標準，低收入的白領、教師等等，確實不屬於中産。他們也不會自認中産。”

　　但不知情的外人總以為，體面的職業就是中等收入的保證。人們很容易把“職業”作為判斷一個人收入的第一標準。醫生、律師、教師、白領，這些職業仿佛象徵符號，讓人聯想到體面、高學歷、社會精英等等，給人“至少也是中等收入”的錯覺。

　　如果仔細區分，白領中的底層，月收入2000元。資歷尚淺的律師、醫生、教師，月收入未必超過3000元。而許多人議論中産時，卻往往直接用“職業”影射“中等收入”，隨後再製造“一個從事體面職業的人，結果連中産的生活都過不了”之類的窘迫話題，這本就不符合現實。

　　社會聲望=中産？

　　陸阿姨已年近50歲，到了秋天，常常穿著一件樸素的酒紅色針織衫，如果不臟，可以連續幾天不換。此前，她是一名從外地來上海打工的裁縫。過去的幾千個日日夜夜，她在家裏踩著一台破舊的縫紉機，做點小活。在這個並不缺衣少物的城市裏，陸阿姨的裁縫生意越來越不好做。起早貪黑，勤勤懇懇，每月的收入也就2000元。

　　放在過去，她絕不敢相信自己能算“中産”。

　　然而去年底，變化發生了。那是陸阿姨“翻身”的好日子：她拿到了家政勞動的相關合格證書，去月子中心當上了一名“月嫂”。

　　月子中心無比歡迎陸阿姨，年底的保姆市場出現“用工荒”，他們正愁找不到人。中心包吃包住，去掉七七八八的上交費用，陸阿姨每個月的凈收入一下子超過1萬元。雖然帶孩子也辛苦，但與整日無休的針線活相比，還是好太多。

　　今年，陸阿姨把攢下的錢匯到老家，叮囑鄉下的親戚造一幢新房子，要4層高，下有院子，上有陽臺。“我現在回到老家，大概也算一名土豪了吧。”陸阿姨笑呵呵地説。

　　如果按照收入，現在她已能擠入“中産者”的行列。“月嫂這個職業，應該不算中産吧。”這句話，菲菲脫口而出。但説完，她又有點猶豫和愧疚，補充道：“我不是歧視啊，真的不是。只不過你想想，月嫂不需要高學歷，有些老阿姨大字不識，雖然我很尊重她們的勞動，但我們很多東西都無法溝通好像不是一個群體。”

　　同樣的收入，卻是社會聲望不同的兩類人，究竟該怎麼算？

　　這是一個現代社會的矛盾。曾經的封建社會中，聲望和地位起決定作用。高高在上的皇帝，勢必佔有更多的社會資源，過得更有尊嚴。到了現代社會，一樣東西異軍突起，忽然破壞了這一切，它就是“市場”。

　　市場，是一個利益主體，它對“聲望”一無所知，有時甚至恰恰相反。中國的供需市場，抬高了保姆的收入，但是它暫時無法抬高保姆的社會聲望。於是，一個市場經濟時代才會有的矛盾，由此而來。

　　有人認為這是一件好事。社會的分層如果滲透到每一個角落，人們就永遠不可能看到如今天這般，充分競爭和流動的市場繁榮。

　　還有人總結出這樣的規律：每一次社會重大的技術進步、經濟轉型，都會影響到社會的分層。

　　所以，對轉型期的中國而言，分層序列一直處在變動中。收入和地位時有倒挂，是轉型期的常態。中國還出現了大學生做月嫂、賣豬肉等新現象。相比之下，“中産白領過得還不如保姆”這類抱怨，無需大做文章。誰又能説，幾十年以後，體力勞動者的社會聲望一定比白領低呢？

　　高雅消費品位=中産？

　　午後的工作時光，在星巴克喝一杯咖啡； 晚上的閒暇時間，去看一場電影或話劇；雙休日去健身房或打球；每年全家出國旅行，購買國外的諸多大牌，隨後在朋友圈分享單眼相機拍攝的美圖，或寫下優美抒情的旅行感悟……

　　這就是不少人心中的中産者生活：懂得買什麼樣的品牌，選擇怎樣的環境，欣賞什麼樣的文藝作品，知道健康的生活方式，吃素、健身、跑步，或上美容院……

　　保羅·福塞爾曾經説：“品牌有著圖騰一樣的魔力，能夠為穿戴者帶來榮譽。一旦穿上它，你就能把自己和成功聯繫起來，彌補了自身地位無足輕重的失落，並在那一刻成為人物。”他描寫美國中産階層去餐館，根本不是衝著美食，而是衝著裝潢藝術或管弦樂隊。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中産者，常常自我安慰：至少我有文化品位。

　　中國新興的中産階層，有些甚至不願與改革開放早期的個體業主相提並論，儘管後者的經濟收入可能遠超自己。品牌成為這一群體價值觀和文化品位的綜合反映，也給中産者帶來自尊和優越。

　　東華大學碩士畢業的小琪，是出版社的美術編輯，月收入超過1萬元，丈夫目前經營一家小公司。她符合“中等收入群體”的經濟指標，也符合中産生活的文化指標。她認為，“中産，應該是能每週看一場電影、一次藝術展，做一次護膚，每天鍛鍊身體1小時，每年連續5天以上的全家出遊3次……”此外，她還算上孩子每年上萬元的教育經費、房子和車子的支出。

　　如果聊到中産這個話題，典型的中産者們，必定會把“文化生活和消費方式”，作為認同感的重要指標。畢竟，只有價值觀相倣、生活方式相似的人，才會甘心承認大家屬於同一群體。

　　但我們的情況更複雜一些。中産者中，有些仍然保持傳統“省吃儉用”的消費觀，無暇顧及文化品味。有些人儘管大學畢業，但文化審美依然薄弱。判斷一個人是否具備中産文化，我們往往出於直覺，時不時會把學歷和出身混淆進來。

　　而另一個問題是：當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們有了一定收入後，他們或他們的後代，文化生活是否也會跟著“中産化”呢？

　　在西方社會，這個現象很早就已出現。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在自己編寫的教科書中明明白白寫道：“19世紀50年代，工人階級逐漸富裕，他們是否會‘中産化’成為一個論題第一次被提出來。支援者認為，那些收入與中産階層相當的藍領工人，也會採納中産的價值、觀點和生活方式。”

　　現實果然如此。在今天的美國，“中産階層的生活方式”被媒體和商業雜誌一輪輪推波助瀾，全社會都在學習中産的文化。漸漸地，這些藍領們的生活方式也發生改變，他們同樣會去看電影，買品牌，享受生活。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中國目前由於城鄉發展的差距，保姆、技術工人等，在收入水準上日益“中産化”，但文化仍有較大缺失，他們的教育背景，讓他們很難快速習得文化。但是未來10年、20年後，年輕體力勞動者的“中産化”，包括文化和生活的“中産化”，相信也會在中國出現。

　　寬鬆的生活=中産？

　　對於“70萬在上海不夠用”，于海的評價是“矯情”。

　　很多中産者會這樣曬賬本：現在孩子養不起啊，在上海孩子的教育經費上萬元，為了不輸在起跑線上，平時免不了補課，或者上興趣班。上海的房子買不起啊，一買就成房奴了，等等。最後得出結論，別看收入可以，其實手頭沒有餘錢，所以不算中産。

　　然而于海是這樣看的：“你在追求一種中産的生活方式，甚至更上一級的生活方式，由此造成手頭變緊，怎麼就不算中産了？去問問真正的經濟困難的人，他們會計較在上海買房買車，給孩子上輔導班興趣課嗎？他們會計較一年出國旅遊幾次，上健身房幾次嗎？”

　　小琪剛畢業時，終於買得起自己上學時買不起的服裝品牌，但她並未覺得高興。大學裏對生活的美好想像一一幻滅，以為自己讀書好，工資會很高，可事實並非如此。於是她把主要心思放在更努力地幹活上，曾有過三天三夜連續幹活的記錄。

　　同學聚會時，比較是難免的。10年過去了，可能只有三五個人自我感覺不錯。

　　有一位同窗工作後整容，結婚又離婚，對事業、人生發展沒有太多規劃。也有同學渴望自由，開了小畫廊。另有人做老師，畫油畫，教書法，成為自由職業者。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煩惱，少有人覺得知足和幸福。

　　小琪的危機感來自與親人的對比。她驚訝地發現，學歷低於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婦，近兩年收入比她翻出幾倍。弟媳婦是大學本科畢業，第一份工作做外貿，起初英語一般，現在出國談生意是家常便飯，十年堅持在一家公司工作，如今年收入80萬元以上不成問題。另外兩個做生意的弟弟，收入都破百萬元。

　　“我的收入只有弟媳婦的三分之一。”小琪感慨。而現在，兒子已經10歲。她常常擔憂，當兒子20歲時，自己已經40多歲，“怕我的能力應付不了他的未來。別説是中産了，一點流動資金的餘地都沒有。”

　　被問到自己是否屬於中産時，小琪的第一反應是抗拒，她斬釘截鐵地表示：“我不是。”

　　但是冷靜下來分析，比如問：你覺得自己屬於經濟上很緊張的人嗎隙ú皇恰Ｄ憔醯米約菏粲諫緇岬鬧屑湫蛄新穡砍聊半晌，終於點頭承認。“舅舅曾經説：別人還羨慕你呢。工作穩定，兒子讀書好，老公事業不差。你就知足吧，不要嘰嘰歪歪。我承認自己有點作，而我老公的憂患意識比我還強。”小琪説�

　　中國的中産階層正在崛起。於是有人熱情稱讚，他們與父母一輩不同，沒有經歷過物質匱乏的年代，懷揣夢想，也有能力追求美好生活。今天的中國青年比過去更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然而硬幣的另一面卻是，“沒有經歷過物質匱乏”的中産們同時充滿焦慮。雖然表面過著高品位的生活，內心卻並不愉悅。否認“中産”這件事，至少能讓他們心裏好受點，以此表達內心的不安。

　　中産者在擴大還是在消失？

　　上世紀初，美國有意識地培育中産階層。媒體一直嚷嚷著，中産要有汽車，有按揭的房子，能出去旅遊，學會信用卡透支。這些都是曾經的勞工階層做不到的。而今天，這些在美國都不再是問題。

　　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情況則更加複雜。人們總覺得自己缺乏真正中産者的自由從容。對生活品質的高要求，是凝聚自我認同的標準。但唯獨不認同的是自己的經濟地位。

　　其實，無論國內外，中産都是辛苦奮鬥的一族。勤奮、努力，無法任性與揮霍。一切未知的變動，都可能動搖現在的財富基礎。中産者經不起波折。疾病、孩子、家庭破裂，都會打破走鋼絲般的生活平衡。中國的中産者更是糾結于房産、教育、醫療和自身的養老。《一套房消滅一個中産家庭》等類似的帖子，每每都會在網上引發熱議。

　　比如，30歲的余先生是一名IT工程師，月收入近2萬元。他説自己要求不高，只想買一間40平方米的小屋。但是在一線城市的地鐵沿線，已經找不到每平方米一萬元的房子。買房把中國的中産逼到左右為難。有人説，房價正在磨滅年輕人的創業野心、創新能力和進取心。

　　日本學者大前研一曾經認為，日本的中産階層即將消逝。他設計調查問卷時，用幾個問題來判斷“你認為自己屬於中産階層嗎”。問題一：房貸是否對你造成很大的生活壓力？問題二：你敢不敢結婚或打不打算生兒育女？問題三：你對未來孩子的教育和生活費用擔心嗎？

　　翻閱各國對中産的研究，有一個共識是一致的：中産是一個流動、變化的概念。時代不同，對中産群體的理解和界定也會不同。

　　于海説，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不存在“中産階層”。

　　那時候，收入分配不是由市場決定，工資所體現的勞動價值也是不真實的。工人階級的工資幾乎一樣，無法區分。當時的社會還處在貧窮和均等化階段。社會分層主要看社會地位、職業聲望。比如説，工人社會地位較高。而工人中，國企工人地位比集體企業工人高。國企工人中，央企地位比地方企業高。一般而言，你所處的組織地位，就代表了你的社會分層。

　　改革開放以後，收入真實體現了勞動力成本。從那時候起，“中産”這群體才開始出現。

　　當時有個流行段子説中國和美國兩位老太太買房。中國老太太存了一輩子錢，晚年終於嘆氣説可以買房子了。而美國老太太則是先借國家的錢住房享受，晚年時感嘆著終於把買房的錢還完了。而現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中産者們，已經習慣了分期付款，按揭買房。消費觀念也在變化。

　　世紀之交，社會學家陸學藝在其著作《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把中國社會分為十大階層。他的分層，主要依據三個向度：經濟指標、文化指標、政治指標。三者並列。其中，“私營企業主階層”國外是沒有的，屬於中國國情。字裏行間，他並未提及“中産階層”，而是用“中間階層”這個詞語。

　　【社會分層】

　　社會分層，是人們獲得自我感受的重要依據。而向上流動，是人生的奮鬥目標。

　　當代的中産階層只是中國的第一代。言行舉止，難免帶有傳統的舊痕，同時也增添了當代的新貌。

　　即便是陸老的“十大階層”，今天也未必所有人贊同。甚至有人另辟蹊徑，提出按“決定權”來分層：多大程度上，你能決定別人，還是別人決定你。最典型的是公務員體系，一個普通的基層公務員，大部分情況當然是別人決定他，但是如果他掌握著一定的審批職責，他或多或少又可以決定服務對象的命運。

　　無獨有偶的是，最近英國社會學教授邁克·薩維奇出版的《21世紀的社會階級》 一書説：“上層階級、中産階級、工人階級”這樣的傳統劃分方式已經不再適用。當下，英國需要一個新的中間群體，來反映中産階級的流動狀況。

　　中産者究竟是在擴大還是在消失？至今無解。中産本來就沒有統一標準。至今為止，它在我們的腦海，更像一個有文化特指的形容。

　　社會分層的意義何在？

　　時至今日，出身農村還是城市，仍然是中國社會分層的重要指標。于海舉例説，高校自主招生，特別在乎學生的綜合素質，實際上就是以“城市文化”作為標準。城市家庭，擁有更多的文化資源，可以培養孩子的綜合素養。當觀察到自主招生已造成社會流動途徑變少，現在自主招生開始提出，必須給農村的孩子保留一定比例。這就是社會分層研究的作用，它能為改善社會出謀劃策。

　　而更重要的一點，分類本就是人們自我判斷重要性的一個依據。每個人都會去思考、去比較：自己究竟身處社會的哪個序列。比如農民工，他們十分清楚自己的處境，所以心心唸唸，盼望孩子能向上流動。當他們看到教育能改變命運，就會傾其所有，讓孩子考大學。但如果教育達不到預期目標，他們也會得出“讀書無用”的結論。他們在乎的是教育本身嗎？往往不是，教育只是一種手段，他們在乎的是自己身處的序列。

　　社會分層，是人們獲得自我感受的重要依據。而向上流動，是人生的奮鬥目標。

　　于海認為，最近幾年，相關“中産”的議論頻頻出現，説明它確實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中國GDP的增長，讓越來越多的人有可能步入一個更富裕的階層，製造夢想與渴望。而“中産”，無疑是被大多數人所期待的。嚮往中産者的生活，嚮往中産者的體面，期望成為品位的引導者。

　　對中國來説，它正處於急劇的社會轉型期。一切來得太快，一切走得太快。當代的中産階層只是中國的第一代。言行舉止，難免帶有傳統的舊痕，同時也增添了當代的新貌。

　　中産一直被描繪為社會的“穩定器”，一個中産者佔大多數的“橄欖型社會”，是最穩定的結構。他們是寧願在麥當勞門口排隊一小時只為買一個漢堡，也不願捲入紛爭的群體；他們是一直被商家青睞，能夠拉動內需，有消費激情的群體，但同時，他們從事的工作不指望暴富，咬緊牙關，兢兢業業，一步步往上爬，在體面的社會聲望背後，隱藏著患得患失的身份焦慮。

　　兩千多年前，亞裏士多德這樣論述社會的中間群體是什麼樣：“他們既不像窮人那樣希圖他人的財物，他們的資産也不像富人多得足以引起窮人的覬覦。他們既不對別人抱有陰謀，也不會自相殘害。他們過著無所憂懼的平安生活。”

　　希望無所憂懼，是未來社會最大多數人群的生活寫照。（記者 龔丹韻）（材料參考：吉登斯《社會學》，戴維.格倫斯基《社會分層》，郝洪樂《理解中國中産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