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宣佈，美國花旗集團已同意支付4.25億美元罰金，以了結針對該銀行試圖操縱全球重要基準利率的指控，花旗銀行也由此成為了2012年Libor（倫敦銀行同業拆放利率）操縱事件後首家與監管機構進行了結的美國銀行。
在此之前，英國巴克萊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勞埃德銀行集團、瑞士銀行、荷蘭合作銀行和德意志銀行均已因操縱Libor受到美歐監管當局重罰。
有公開消息稱，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已對操縱全球基準利率的美歐銀行機構和做市商進行了高達50.8億美元的罰款。而根據Bernstein Research 2014年5月發佈的一份報告，Libor操縱案中受罰的各大銀行機構的罰款金額已累計達到了60.44億美元。根據權威機構的評估，所有涉事銀行的指控最終成立後，罰款金額可能高達220億美元。
與此前美國司法部對高盛、摩根大通、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和富國銀行因為RMBS事件（住房抵押貸款支援證券）中不當行為的天價罰金類似，Libor事件的善後處理正成為美國強化金融業監管的又一標誌。
Libor操縱事件再開罰單
公開資料顯示：Libor是銀行放貸的一個重要利率，更準確地來説，Libor指倫敦銀行同業拆放利率，是指銀行同業之間的短期資金借貸利率。作為金融市場的重要基準指標，直接影響利率期貨、利率掉期、工商業貸款、個人貸款以及住房抵押貸款等金融産品的定價以及貨幣政策制定。
根據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數據，全球有超過800萬億美元的證券或貸款與Libor相聯繫，包括直接與Libor掛鉤的350萬億美元掉期合約和10萬億美元貸款。這意味著Libor每變動1個基點，就可能在全球範圍內造成數百萬美元的利潤或虧損。
Libor在對利率衍生品市場産生的巨大影響方面，國際清算銀行(BIS)也有類似的統計，截至2011年12月的數據顯示，全球場外交易衍生産品名義價值總量達648萬億美元，其中利率衍生品佔78%，為504萬億美元。通過改變利率，國際金融機構可以使衍生品價值向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變動，極其微小的利率改變都將帶來巨大的衍生品實際價值改變，從而給自己帶來鉅額收益。
Libor如此重要，但從一開始，Libor的設計就帶有難以規避的“結構性缺陷”，這也正是後來讓諸多“人精”似的華爾街投行們所操縱和利用的原因。
根據現行的Libor定價機制，20家大型銀行在每天倫敦時間上午11點向英國銀行家協會提交借貸利率估值，後者去除佔報價行總數1/4的最高利率和最低利率得出的算術平均值，即為當天的Libor利率，隨後這一利率便被應用到各種貸款、衍生品和其他金融工具的定價中。
這意味著，只要有超過1/4的大型銀行（報價行）參與操縱價格，就完全能影響結果。始於2008年Libor事件就是由此而來，但是該案真正被關注，並被提上監管日程卻在2012年。
事後調查的數據顯示：倫敦銀行家協會2008年4月7日公佈的美元一月Libor利率為2.72%，但美聯儲當日稍後給出的銀行間有擔保貸款利率為2.82%。根據經濟學常識，一般信用拆借的利率要高於有擔保的信用放款利率。
顯然，這是報價行普遍調低了借貸利率的估值，因為當時正是金融危機時期，銀行間資金拆借的流動性變得極為緊張，調低利率有利於銀行降低借貸成本，對資金緊缺的銀行意義重大。同時，Libor大幅走高，或將意味著銀行業流動性再次枯竭，為避免外界認定自己陷入了財務風險，調低低率就成了眾望所歸。當然，所有這一切，也都將為這些金融機構獲取巨大的套利空間。
2012年，紐約聯儲銀行披露的聲明中顯示，“巴克萊銀行僱員解釋稱，巴克萊銀行故意提交了較低的Libor利率，從而能夠避免Libor問題上不會因為不與其他Libor報價銀行合作而受到排擠。”
作為第一家被暴露出問題的銀行，巴克萊銀行成為了輿論的焦點，但事後人們卻逐漸弄清楚，這其實是報價行之間的“共謀”，所以，最終第一時間向英美金融機構和監管當局反映Libor報價存在低估的巴克萊銀行在一定意義上受到了“豁免”，受罰只有4.5億美元，遠低於被罰15.23億美元的UBS。
所以，當花旗銀行以4.25億美元罰金作為與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和解”的代價之後，有業內人士就預測，“不排除花旗銀行為監管機構提供了有價值的證據，因為美國監管部門對美國金融機構在Libor事件中的處罰才剛剛開始。”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律師就告訴記者，“無論是RMBS事件，還是Libor事件，監管當局都不會輕易鬆口，因為他們已經痛下決心，要清理這些與衍生品業務相關的有毒資産及其背後的機制問題。”
處罰信號：金融衍生業務受限
在全球金融市場上，基準利率形成機制主要有兩類，一是以Libor操縱案為代表的銀行間拆借利率，二是以不同期限的美國國債收益率為代表，這兩方的定價權博弈長期存在。
來自專家的分析顯示：“由於Libor操縱案涵蓋10種貨幣和15種不同期限的利率，覆蓋到全球大部分金融産品，其影響力更大。儘管美國一直希望以美國國債收益率作為全球大部分金融市場的基準利率，來逐步替代Libor的功能和作用，增強美國的利率定價權，但努力成果卻甚微。”
但是，Libor操縱案與生俱來的問題最終成為了導火索，英國《金融時報》當時就撰文指出，“當前似乎沒有哪家監管機構表示應對確保銀行提交利率數據的真實性負有最終責任，凸顯全球監管體系的重大漏洞。” 美國財長蓋特納更是將其稱為Libor操縱案的結構性缺陷。
事實上，一方面是對參與操縱利率的報價行的嚴厲處罰，另一方面，監管者也希望通過對Libor操縱案設定結構的重新調整甚至改革，進一步限制衍生品交易在其中的操作空間，説白了，如果衍生品的高風險不能對應巨大的套利行為，這些大型機構自然會退而求其次，最終回歸到金融的業務本質上來。“這也恰恰是監管層希望實現整個金融體系安全的一個重要路徑，更是衍生業務受限的重要信號。”上述律師表示。
事實上，正在進行的如火如荼的美國總統大選也正傳遞出一個清晰的資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裏與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都表示要嚴格監管華爾街金融家的“貪婪”行為。
在一系列的高額處罰與政治信號之下，華爾街投行也確實在調整自身的業務。
來自瞭望智庫一篇文章中的數據顯示：“為滿足巴塞爾協議III等外部監管的要求，控制經營風險，整個國際投行都呈現加速去杠桿的趨勢。以高盛為例，其杠桿比例從2007年高峰時期的26.2倍下降至2015年約10.3倍的水準；摩根士丹利的杠桿比例從2007年高峰時的33.4倍下降至2015年約11.3倍的水準。”
與此同時，高盛的業務結構也正在發生轉型，由高風險的交易業務向輕資本的仲介業務轉變。人們驚訝于這家擁有150年曆史只為機構服務的投資銀行，目前也開啟了零售銀行的業務，卻也認為這是必然的趨勢。以摩根士丹利為例，其全球財富管理業務的營業收入從 2007 年不足 60 億美元的水準直線增長至 2015 年約 150 億美元的水準，對營業收入的貢獻從 2007 年不足 23%上升至 2015 年底約 43%的水準，成為摩根士丹利第二大收入來源。然而，沒有了衍生業務的巨大套利，進入2016年，國際投行們的業務仍然不見起色，一季度高盛凈利潤更是同比暴跌了60%。不僅是高盛，一公佈財報的摩根士丹利收入下滑21%，摩根大通、美國銀行等綜合性銀行的收入降幅則為3%到11%不等。
所有這一切都在暗示，回歸金融業本質之後，這些華爾街投行還沒有找到真正的獲利抓手，改革仍然是擺在他們面前的重要問題。
(責任編輯：畢曉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