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日起，國有銀行董事長、行長、監事長以及其他副職負責人的薪酬，按照央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見執行。

　　初步估算，“五大行”高管的最高年薪調降至人民幣60萬元左右。巧合的是，近幾個月國有銀行高管的辭呈紛至遝來。一紙“限薪令”，難道引發了銀行高管離職潮？

　　高管去職有點多

　　4月2日晚間，中國銀行公告稱，公司董事會收到祝樹民的辭呈，祝樹民因工作調動，辭去副行長職務。據悉，祝樹民今年55歲，1998年開始進入中行工作，有豐富的銀行業從業經驗。這已是中行今年以來第三位離職的高管。3月6日中行公告稱，岳毅因工作調動，辭去副行長職務。岳毅自1980年開始就在中行任職。該行3月26日又發公告，稱該行信貸風險總監詹偉堅離職。2013年詹偉堅的年薪為人民幣850萬元，是上市銀行薪資最高的高管。

　　其他大行也不乏高管去職情形。2月10日晚間，交通銀行公告稱，錢文揮因工作調動原因，辭去交行執行董事、副行長、董事會戰略委員會委員等職務。53歲的錢文揮是交行排名第一的副行長，分管領域涵蓋了機構業務部、投資銀行部、資産託管部、國際業務部等核心業務部門。

　　3月10日晚間，建設銀行發佈公告稱，因工作變動，朱洪波已辭去該行執行董事、副行長的職務。

　　稅後只掙五六千？

　　一時間，限薪可能是高管離職導火索的猜測甚囂塵上。

　　據國家有關規定，2015年1月1日起，國有銀行董事長、行長、監事長以及其他副職負責人的薪酬，按照國家關於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見執行。初步估算，五大行高管的最高年薪調降至人民幣60萬元左右，薪酬與銀行業績指標包括凈利潤、不良等相關。

　　“今年前幾個月，一些國有銀行高管月平均稅費後收入只有五六千元。”滬上一銀行業人士對《金證券》記者透露。

　　在外界看來，國有銀行高管將面臨巨大的薪酬落差。

　　據2014年上市公司年報資料，國有大行披露的2014年高管薪酬基本在100萬元人民幣左右，與2013年相比總體趨勢是微漲。比如，建設銀行行長張建國去年年薪微漲2.1%到113萬，工商銀行行長易會滿年薪微漲5.4%到109萬。

　　但與股份制銀行相比，國有銀行高管收入卻相形見絀。以行長薪酬為例，平安銀行行長邵平薪酬最高，稅前報酬總額為835.27萬元；招商銀行行長田惠宇稅前報酬總額為474.60萬元；今年一月份，民生銀行因原行長毛曉峰事件，由洪崎董事長代行行長職責，其稅前報酬總額為450.74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除平安銀行外，其他銀行年報大都有“公司領薪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最終薪酬主管部門正在確認過程中，其餘部分待確認之後再行披露”等類似的注解。例如，浦發銀行2013年年報顯示，行長朱玉辰稅前報酬總額為150萬元，但在2014年年報中，其2013年最終薪酬（稅前）為209.85萬元，因此未披露的部分大約是39.3%。

　　限薪令未觸離職潮

　　“極個別人離職可能與薪酬有關，但限薪令不會引發離職潮。”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向《金證券》記者表示。

　　他説，按照薪酬制度改革意見，央企薪酬改革要降的是“帶有行政級別高管”的薪水，新的薪酬標準符合他們的勞動付出，“除非是50歲以下且有相當經營管理能力的，否則不會輕易跳出體制內。”而市場化招聘的高管則按照市場化薪酬執行，不受“限薪令”限制，也不存在因“限薪令”辭職的問題。

　　知名財經金融評論家余豐慧更直言，雖然近段時間銀行高管離職者多，但還未出現因“限薪令”而離職的一起案例，主要還是與工作調動、已到退休年齡等因素有關。比如，類似于詹偉堅這樣的總行部門主管並不在限薪範圍內；中行副行長祝樹民離職後，已經調任農發行任行長；建行原副行長朱洪波被組織調任到光大集團黨委副書記一職，均與央企限薪沾不上邊。

　　他判斷，“限薪令”涉及的銀行高管人數有限，最終的影響也是微乎其微，“這個級別的高管更為看重政治前途、社會地位等，況且60萬薪酬並不算少。”

　　《金證券》記者也注意到，去年下半年，農行行長張雲在業績發佈會上表示，“農行會堅決擁護、不折不扣地執行這個決定（央企高管降薪）。”

　　民營銀行搶人大戰

　　採訪中，中投顧問金融行業研究員霍肖樺提出，當前高管離職現象增多，與銀行業當前競爭激烈、壓力增大也有關。銀行高管的壓力，除了同行之間的競爭外，還有新興網際網路金融對傳統銀行造成的壓力，高管面臨業務創新與保持業務水準的壓力，這也導致離職情況的增加。

　　余豐慧對《金證券》記者表示，未來倒是完全有可能涌現國有銀行高管、管理部門職工以及基層員工的離職潮跳槽。一方面將來民營銀行準入門檻降低或者放開後，以及網際網路金融機構雨後春筍般涌現，對金融管理人員的需求將非常大，吸引國有大行人員另謀高就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多年來五大行內部壓了一大批有專業知識、有銀行業務管理經驗的人才，這些人才實際上處於兩難選擇的矛盾心理之中，對國有大行有一種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感覺。只要民營資本設立銀行放開，埋沒在國有大行的人才就會迸發出來，噴涌而出。

　　這從國內第二家獲批開業的民營銀行——上海華瑞銀行的“豪華”高管陣容似乎可見一斑。原中國銀行蘇州分行行長朱韜擔任華瑞銀行行長；原中國銀行網路金融部助理總經理孫中東擔任華瑞行長助理兼首席資訊官。央行也成輸出大本營，央行上海總部原副主任淩濤任華瑞銀行董事長，央行支付結算司副司長周金黃也加盟華瑞銀行，出任副行長。

　　廣州某外資銀行支行行長陳燕（化名）就有過從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跳槽的經歷，她告訴《金證券》記者，這兩三年經濟環境不好，銀行中高層壓力山大。一方面拉存款難，另一方面對不良貸款額和不良率的控制相當嚴格。“高層要限薪，其實中層的收入都在減少。支行行長拿的都是浮動工資收入，與級別並不掛鉤。如果任務沒完成或者出現了不良貸款，每個月也只能拿不到3000塊的收入。”

　　在她看來，國有行中層的壓力與薪酬不相匹配。比如大型國有銀行一級支行，行長要管理上百億存款、幾十個網點、幾百號人，收入也不過幾十萬元左右。相比而言，外資行支行行長只需要管理二三十人，幹得好年薪一兩百萬不成問題。

　　陳燕坦言，“現在家家都在談業務創新，但實際騰挪的空間很小。不少以前的同事都有動一動的想法，但目前最佳的著陸點還是股份制銀行或者外資銀行，對於民營銀行，還是觀望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