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浦東到雄安：莫讓新區淪為“炒房經濟”

　　一家之言

　　雄安新區的建設不可能長期“叫停”，無論怎樣也離不開房地産開發的持續推進；因此，市場經濟環境下，紮緊制度的籬笆還需要對房地産市場用價格來調控。

　　中央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在4月1日部署設立雄安新區，話音未落，則引起炒房客蜂擁而至，很多人當天連夜跋涉，乘坐各種交通工具奔赴雄安，擠爆雄安各地賓館，這些人一路勞頓心中唯有一個信念，就是趕快下手搶房子，一些炒房“老司機”預料帶銀行卡“血拼”不暢快，因為卡有額度限制，於是乾脆紛紛帶著鉅額現金，希望見房即搶。

　　沒承想雄安根據部署早有防範，所有樓盤、二手房或仲介禁止銷售，在建工程一律停工、雄安三縣的房地産交易一律凍結，即使這樣也擋不住炒房者的似火熱情，很快這股熱情燃燒到雄安周邊市縣，使周邊市縣房價也一夜飆漲，給雄安周邊一直為去庫存耿耿於懷的地方政府送去一點安慰。

　　這種怪象來自於深圳、浦東炒房的樣板作用，現在中央對雄安這麼大的佈局，房地産炒作當然會如影隨形。可是當今中國經濟已經被房地産綁架出現下滑，如果雄安也走此老路，肯定會“出師未捷身先死”。這次首先凍結新區一切房地産的開發交易，阻止噬利階層的炒作預期為以後降低開發成本打下伏筆。

　　我國的市場經濟是以特區的方式來試點的，當年深圳首個作為中國區域經濟的改革開放的拓荒者來對外試驗，因為深圳與香港鄰近，選中這個地理位置，是深圳能借助廣州珠三角並依靠世界最大自由貿易港香港以出口為經濟導向、以外資的合作來推動本土企業。但當時深圳特區是建立在小漁村的基礎上，土地價格便宜，那時我國國民幾乎沒有炒房方面的意識，深圳很多土地幾乎是白送給港商，前提是他們能帶來技術。

　　所以，當時深圳的企業成本優勢明顯，經濟突飛猛進，短短三十年就一躍而成國際大都市。而上海浦東是中國第一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深圳成功後，上海浦東成為中央選定的下一個目標，因為浦東依託長三角，浦東對於當時的上海中心位置來説，地理位置相對偏遠。而且當時在上海本地人眼裏浦東是荒涼不毛經濟落後的農村，上海流行一句話是：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正是浦東土地價格的低廉，才使特區的各種成本相對降低，使浦東也擁有價格優勢，提高了市場競爭力。

　　深圳與浦東的共同特點就是當時土地資源價格不高，它們相繼出現並獲得成功也是政府在經濟低迷時所採用的一種促增長手段、以保障經濟合理增長。

　　新誕生的雄安新區，其地理優勢是與北京、天津二個大型都市圈相接近，劣勢是遠離海運，運輸成本優勢不如深圳和浦東，中央也意識到這個缺陷，所以對它的功能定位主要是承接北京不堪負重的部分結構。

　　比如，中央提出要把雄安打造成綠色智慧、生態環境、高端産業的創新城市，這個定位的意思是緩解北京人口的密集、交通的擁擠、空氣的污濁和資源過分在北京的集中，所以雄安的城市樣本應該與深圳和浦東是有差別的，雄安作為京津翼協同發展的定位考量，被稱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規劃好再開工建設，不留歷史遺憾。

　　這就要求土地價格必須控制好，不能使新區剛一開工就淪為炒房樂土，前車之鑒，高房價的壓力會拖累城市發展活力。歷史上，創新大多在低成本住宅裏産生，像比爾·蓋茨的微軟建立在小旅館，喬布斯的蘋果誕生於車庫。

　　由於房地産的衝擊，我國實體經濟成本居高不下，人們的基本生存的住宅成本加大，既阻止了創新人才的聚集，又會影響消費，最終傳導到企業就發生了産品的滯銷，如此迴圈往復，對中國經濟正常化沒有一點好處。

　　當然，人性的貪婪和趨利本質在於有漏洞可鑽，炒房者的令利智昏是因為房地産沒有持有成本。雖然有關方面已未雨綢繆，嚴格禁止當地房地産交易，但雄安新區的建設不可能長期“叫停”，無論怎樣也離不開房地産開發的持續推進。“叫停”之後總有開放的一天，市場經濟環境下，紮緊制度的籬笆還需要對房地産市場用價格來調控，既是新區就可能成為試驗區。

　　比如，用有別於上海重慶的低稅率模式，對炒房進行高稅率來抑制；又或者採用房産稅等方式，從價格端為房産持有者追加成本，告別當下部分城市從限制需求端的強制措施，為雄安新區功能體現“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開闢一條創新實踐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