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糾紛普通代表人訴訟再增2起 立體化追責力度明顯提升

　　12月16日晚間，美尚生態景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美尚生態”)、金通靈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通靈”)2家公司以及涉及的5家券商相繼發佈涉普通代表人訴訟公告。其中，美尚生態因觸及面值退市指標，於今年9月20日摘牌退市。

　　據公告，目前兩案的原告投資者分別有12名和10名，涉訴金額分別為95.02萬元、75.64萬元。但是，隨著更多符合條件的投資者加入，預計訴訟金額將大幅增加。

　　普通代表人訴訟一直是我國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一種追責手段，採用“明示加入”原則。自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發佈《關於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來，法院使用普通代表人訴訟程式審理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案數量增多。

　　從近年已判決的案例來看，不僅公司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等“首惡”被判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保薦機構、會計師事務所等“幫兇”也會按過錯或責任大小承擔比例連帶責任。

　　華東政法大學國際金融法律學院教授鄭彧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普通代表人訴訟的常態化開展，一方面會使違法行為人面臨更高的賠償金額，面對眾多投資者的集體維權，通過違法成本的增長，實現阻卻潛在違法行為的制度目的；另一方面，基於普通代表人訴訟的常態化，投資者保護機構可在已經啟動的普通代表人訴訟中選取特別代表人訴訟的可能也隨之相應增加，投資者保護機構可以更好、更為科學地進行特別代表人訴訟的研判，實現特別代表人訴訟應有的“特別打擊”效果。

　　立體化追責

　　顯著提高違法成本

　　從案由來看，公告顯示，今年1月份江蘇監管局下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金通靈2017年至2022年年度報告存在虛假記載。

　　美尚生態公告雖未披露案由，但是通過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確定的權利人範圍來看，則是證監會2023年6月份對美尚生態下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的財務造假和欺詐發行行為。《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美尚生態2015年公司招股説明書、2015年至2019年年報、2020年半年報、2016年非公開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産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報告書、2017年公開發行公司債募集説明書等資訊披露文件存在虛假記載，其中非公開發行股票行為構成欺詐發行。證監會對公司以及相關責任人處以罰款合計2893萬元。

　　民事賠償是立體化追責的一環，將顯著提升違法成本。今年3月份，上海金融法院披露了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飛樂音響”)證券虛假陳述普通代表人訴訟群體性案民事訴訟情況。除參加代表人訴訟的投資者(獲賠1.23億余元)外，另有1717名投資者獲賠損失金額約2.06億元，使涉飛樂音響案投資者獲賠總金額達3.29億元，2000余名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障，同時提高違法成本。

　　近日，對退市公司發起普通代表人訴訟的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案件增多。據公開資訊，除了美尚生態，12月份以來，康得新複合材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東旭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亦面臨普通代表人訴訟。

　　7月份，證監會新聞發言人介紹，證監會指導投資者服務中心，正在對上市公司(包括部分退市公司，下同)重大違法案件支援投資者向人民法院申請發起普通代表人訴訟10起，在審支援訴訟22起。若加上12月份以來的4起，目前對上市公司發起的普通代表人訴訟不低於14起。

　　鄭彧表示，普通代表人訴訟是我國證券市場虛假陳述民事責任一種比較成熟的救濟方式。隨著我國對證券市場違法行為“零容忍”的打擊力度越來越大，針對違法公司和相關責任主體進行索賠的案件必然增多。在此過程中，投資者既可以選擇個體訴訟的方式也可以選擇“抱團取暖”的普通代表人訴訟，這是一個比較正常的市場選擇。

　　“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選擇普通代表人訴訟，反映了這項制度的實施逐漸得到認可，投資者權益的維護機制更加健全，證券違法制裁機制也更加完善。”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偉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

　　仲介機構被追責

　　督促其當好“看門人”

　　除了美尚生態、金通靈，券商等仲介機構也被列為被告。美尚生態案中，廣發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東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天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中天運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以及相關責任每人平均被列為被告。

　　金通靈案中，大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華西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海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相關責任每人平均被列為被告。

　　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發佈《關於審理證券市場虛假陳述侵權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明確了為發行人實施財務造假活動提供幫助或配合造假的供應商、客戶、金融機構等“幫兇”的民事賠償責任。

　　仲介機構是資本市場的“看門人”。鄭彧表示，仲介機構在本質上是維護髮行人與投資者之間信用平衡的重要一環，如果仲介機構故意或者放任不作為導致這種信用平衡的判斷機制失衡，那仲介機構理所應當需要向信任于其平衡功能的主體承擔相關的責任，而這也就是目前證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中有關“懲幫兇”背後的理論基礎與意義所在。

　　近年來，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案中，仲介機構被判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案件越來越多，大多被判比例連帶責任，部分被判承擔全部連帶賠償責任。如康美藥業特別代表人訴訟案中，正中珠江會計師事務所及直接責任人員被判承擔全部連帶賠償責任。

　　另外，追責範圍也在不斷拓寬。今年6月份一審判決的藍山科技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案中，簽字的保薦代表人被判與保薦機構在40%範圍內承擔連帶責任，是首例保代被判承擔連帶責任的案件。

　　在鄭彧看來，相關仲介機構被起訴不僅僅在於讓投資者得到最終補償保障的“深口袋”(形容口袋越深，能夠抓到的東西越多)意義，而且能夠通過這樣的補償機制，矯正仲介機構的行為準則和行動指南，恢復其在買方和賣方之間進行矯正資訊差、實現信用判斷平衡的仲介機構價值功能。

　　普通代表人訴訟的廣泛實施將對財務造假形成強力威懾，凈化資本市場，保護投資者權益。此外，李偉表示，普通代表人訴訟與特別代表人訴訟以及行政執法當事人承諾制度，都是投資者損害賠付的路徑，三種制度相互配合實施，更有利於全面保護投資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