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一場始發于美國的次貸危機最終演變成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然而，令世人無不稱“奇”的是，當時全球唯一的國家信用評級資訊提供商，同時也是壟斷國際評級體系近百年的三家信用評級機構——穆迪、標普、惠譽不僅沒能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提前做出警示，反而在這場危機爆發之前還給希臘——拖垮歐洲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做出了AAA級別的評級，這不可不謂“奇跡”。人們不禁要問：在金融危機到來之前，這些機構忽視風險，給予各類杠桿類金融産品過高評級；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他們卻“落井下石”，一次次下調歐盟國家主權信用評級，讓全球危機“雪上加霜”。是世界經濟真的“病”的不輕，還是“庸醫”們不負責任？

　　 “癥結”何在？先天不足！

　　2015年2月3日，為和解有關其在金融危機之前涉嫌評級欺詐的指控，標普宣佈同意支付15億美元，這一事件再次“亮瞎”了人們的雙眼，也讓國際社會更加堅定了改革現存國際評級體系的信念。要想“藥到病除”，還得“對症下藥”，那麼現行國際評級體系的“癥結”又在哪呢？

　　壟斷性無疑是三大國際評級機構最飽受詬病的。數據顯示，標普、穆迪和惠譽三大評級機構控制了全球96%以上的評級業務，掌握了70多個國家的本土信用評級市場和百分之百的國家主權及跨國企業評級話語權。即便如此，這三大機構還仍然在全球範圍內不斷“攻城掠地”。

　　透明度低也被認為是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的“病體特徵”之一。我們所看到的“AAA”、“AA+”等評級結果是如何産生的呢？據介紹，分析師們首先打開評級模型軟體，然後輸入被評級産品的基本數據，輕輕點擊一下，軟體便會自動運作；在經過上百萬次的運算並將每次運算的結果求平均值後，其最終的結果就産生了。行外人對評價結果産生的科學性“讚嘆不已”，但業內人士指出，其實“暗箱操作”恰在其中，因為選取何種模型以及用哪些參數都是人為決定的。

　　此外，主權評級體系自誕生之日就有著內外部都無法克服的“先天不足”：第一，容易受美國國家利益的影響。當評級涉及國家利益時，這三大評級機構就會從維護美國國家利益出發評價他國信用風險，既不公平也不能向市場提供準確評級資訊。俄羅斯的評級一而再、再而三的遭遇“斷崖式”降級就是一個最好不過的例證。第二，缺乏改革升級評級技術的動力。信用評級關乎人類社會安全發展，而負責評級的機構不是一般的企業，但在現存國際評級體系中，評級機構卻被作為一般企業而展開“充分競爭”，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評級機構為不斷滿足債務人對信用等級的要求而“善意忽視”，甚至是幫助債務人掩蓋風險，忙於招徠業務的他們對評級技術的升級沒有絲毫動力，通過技術升級來提高揭示風險的能力也就無從談起。第三，評級技術風險無法通過加強監管解決。雖然加強監管能夠對本地區的評級管理程式進行規範，但是要想在世界範圍內解決主權評級體系因評級技術錯誤導致的評級風險，監管往往無能為力，而且國際社會也無權對一個向全球提供評級資訊的主權國家機構的評級行為進行監管。第四，缺乏統一的評級標準。現存國際評級機構對國家信用的評級往往“政治挂帥”和“意識形態挂帥”，核心是強調西方政治理念的法治、三權分立、政治參與和媒體獨立等，統一的評級標準的缺失使得評級資訊無法實現一致性，也就無法滿足資本強勁全球流動增長對跨國、跨地區評級資訊一致性的需要。

　　何以解“憂”？唯有雙軌！

　　2008年的全球信用危機已使國際社會認識到信用評級關乎人類社會安全發展，現存國際評級體系已不能承擔世界評級責任，亟需改革，既然“癥結”已現，那又如何“對症下藥”呢？近幾年來國際社會對國際評級體系的改革也進行了理論和實踐探索，其方法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比如，改革收費模式、加強評級監管、要求評級機構承擔法律責任和加強競爭等等。然而，仔細分析一下，便可發現這些方案的問題所在：加強監管僅對本地區的評級管理程式進行規範，難以在世界範圍內解決現存國際評級體系因評級技術錯誤導致的評級風險；評級是對信用風險的一種預測，而影響預測可靠性的不確定因素十分複雜，評級對未來信用風險運動規律揭示的準確性只是相對的，它僅是投資決策的參考，讓評級機構對其不當評級引發的不良後果承擔法律責任，則背離了評級的責任定位，實踐上也行不通；鼓勵評級競爭的直接結果便是造成評級機構為招徠業務而競相為債務人提高信用評級，從而為下一次危機的到來“挖坑”。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國際評級體系的改革無路可走嗎？非也！全球信用危機暴露出的國際評級問題是現有評級體系“先天性”的不足，難以靠局部修補或“頭痛醫頭”的方法來解決，只有按照信用經濟發展規律的本質要求，進行國際評級制度模式的根本變革，建立一個全新的評級體系，才能徹底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國際評級問題。常言道：“沒有不同意見的一言堂是最可怕的”，而要實現對現行國際評級體系的改革，打破現存國際評級體系的“一言堂”、實現“兩條腿”走路是非常必要的。2013年在香港成立的非主權性質的國際評級機構——世界信用評級集團，再次讓人們看到了解決問題的“曙光”。

　　作為一個由各個國家與評級無利益衝突的私營機構出資組建、不代表任何國家和政治經濟集團利益的非主權信用評級機構，世界信用評級集團不是為與現有評級機構進行業務競爭而生，而是寄望于通過自身努力，在將更多國家的評級機構引入其中的同時，通過制度設計實現三個原則——嚴格禁止級別競爭、限制價格競爭、鼓勵技術競爭。此外，這兩種不同性質的評級制度體系會形成代表其立場和評級價值觀的市場評級産品，為投資人提供更多的選擇，激勵通過評級技術競爭持續提高評級品質，制衡體系性評級風險，由此在新舊兩個評級制度體系之間形成共存、包容、互補、制衡的新型關係。

　　“我們相信這全新的信用評級體系將帶來更客觀及更高透明度的評級制度，以形成發展統一、全球通用的信貸用評級準則。”世界信用評級集團董事長關建中説。

　　2014年6月，以法國前總理德維爾潘為主席，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巴基斯坦前總理阿齊茲和俄羅斯前外長伊萬諾夫擔任成員的世界信用評級集團國際顧問理事會在北京宣佈成立。眾多國際著名政治家的加入，無疑是對世界信用評級集團構建國際評級新秩序價值理念的高度認同。

　　方向已明確，揚帆正當時，國際評級體系需要“雙軌制”，破除“一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