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稱北京市醫管局向醫療機構下發通知，將部分藥品確定為“輔助用藥”，要求醫療機構在使用中注意用量，共涉及21個注射劑通用名産品。據悉，這些品種多數臨床使用量較大。

　　儘管輔助用藥管理已強調多年，但北京是首個以明確的行政措施進行規範管理的省市，作為醫改重點試點，此一做法會否被廣泛借鑒?

　　有關醫院採購負責人和行業專家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認為，隨著新醫改的深入推進，兩個總量控制和總額預付、藥佔比和醫保支付方式改革等政策的實施，全國各大醫院儘管未必會如北京市這樣出臺明文規定，但近期多多少少開始了新一輪用藥目錄的整治行動，輔助用藥與非醫保非基藥的自費藥，以及高價藥可能成為首先被清理的對象。

　　輔助用藥整治開始?

　　控制使用輔助用藥提及多年，尤其是國務院《關於落實完善公立醫院藥品集中採購工作指導意見的通知》明確重點跟蹤監控輔助用藥、醫院超常使用的藥品等之後，各地在相關文件中均強調了輔助用藥的管理問題。

　　比如重慶，要求在購銷價的基礎上，按照購藥金額排名下調醫保支付標準。有關分析認為，該政策的實施使得重慶必須加大用藥結構調整，首當其衝就是用藥金額大的輔助用藥、不合理用藥、高價藥等。福建省醫改辦在解讀福建醫保控費政策時也強調，主要措施之一是加強醫療費用行政監管，包括對輔助用藥、抗生素、抗腫瘤及新特藥進行專項監管。

　　國藥控股高級顧問幹榮富分析認為，醫院清理輔助用藥的根本目的在於實現兩個總量控制及逐漸降低藥佔比等指標。

　　“北京的做法不一定會引發廣泛跟風。”廣東某三甲醫院藥學部主任張先生向本報記者透露，由於輔助用藥並沒有國家層面的定義，且輔助用藥的界定難以一概而論，比如北京清單中的注射用腦蛋白提取物，在神經內科可能是必需用藥之一，但在其他科室就不一定。“輔助用藥的相對性，使得各家醫院對不同藥物都有不同需求。比如腫瘤醫院對提高免疫力的産品需求是必不可少的。”

　　上海某醫院副院長陳先生則指出，醫院內部對於醫院本身所採購的輔助藥物界定是相對容易的，因為針對自身的學科建設情況，哪些藥品在哪些疾病和科室是一定需要的，醫院管理者非常清楚，可以通過資訊化手段，在醫生處方或績效考核中很容易實現管控。

　　院內用藥目錄大整治

　　更值得指出的是，本報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清理輔助用藥僅是醫院整治用藥目錄的一部分，現階段，各大醫院為實現行政指標而調整用藥結構，可能會對更多的産品造成直接衝擊。

　　上述廣東三甲醫院藥學部張先生告訴記者，目前廣州市三甲醫院估計的藥佔比在40%左右，要實現30%左右的目標，哪怕是今後執行零差率減少一部分藥品的使用之後，仍有很大的難度。除輔助用藥之外，更多如非醫保非基藥的自費藥、高價藥或存在國産藥的進口品種，都可能成為清理對象。

　　“自費藥受到醫保控費的影響，且患者自行到藥房購藥並不會産生更大負擔，因此可能成為首先被清理的目標。此外，非必需的輔助藥物，比如中成藥中的部分中藥注射劑産品，也容易成為被清理的重要對象。”張先生如是指出。

　　幹榮富則指出，上海已明確三甲醫院按通用名藥物計算，中成藥不得超過300種，醫院全部用藥基本達到2500種左右。部分進口品種如奧沙利鉑，國産品種由於價格遠低於進口品種，醫院可能會採購。而進口品種，在上海部分非腫瘤醫院，患者就只能到周邊藥店購買。

　　採訪中，專家表示，儘管醫院對用藥結構的調整有著強烈的訴求，但對用藥目錄的清理仍顯謹慎，並且醫院內部也存在很大壓力，除非國家再出臺如抗菌藥物限用這樣強制性的政策。在沒有強大外力推進的情況下，醫院很難主動清理産品。相對來説，由於廣東實行藥品電子交易平臺模式，醫院對非低價藥物之外的藥品都沒有選擇廠家的權利，部分藥品在更換廠家之後，反而成為被清理出醫院用藥目錄的良機。其他省份清理的難度則更大。

　　“正是基於醫院用藥結構和採購偏好的發展趨勢，醫院外藥房的發展被很多大公司看好，包括大型連鎖和醫藥商業企業。”幹榮富指出，依照有關數據，目前輔助用藥的增長受限已經逐漸顯現。比如上半年心血管類中成藥，同比增長只有1.8%，而整個用藥增長在5%以上，中成藥的萎縮相比整個市場的萎縮快速很多，這與醫院用藥管理有關。

　　記者留意到，平安證券選取了較有代表性的品種，發現不同品種的分化有所加劇。化藥中，抗生素和免疫調節類輔助用藥面臨一定壓力，高端仿製藥仍然受益進口替代，保持強勁增速。中藥注射劑多為輔助類用藥，受醫保控費衝擊較大，部分地區在招標時對價格進行了限制，預計將持續承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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